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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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国防教育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1月26日辽宁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教育对象、内容和方法
第三章 组织领导与职责
第四章 教育保障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防教育，提高公民的国防观念，促进国防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防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观念、国防知识的教育，是增强公民国防意识，启发公民自觉履行保卫祖国和其他国防义务的全民性教育。
第三条 国防教育是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应当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
第四条 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接受国防教育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第五条 国防教育贯彻长期、稳定、讲求实效的方针，要坚持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重点教育与普及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凡在我省的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基层组织和公民均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教育对象、内容和方法
第七条 国防教育按重点教育和普及教育两个层次进行。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基层组织的负责人，现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高等院校和各类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接受重点教育；其他公民接受普及教育。
第八条 接受重点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对象应当学习一般性国防知识。
接受重点教育的对象还应当学习有关国防理论、国防法制、国防科技、国防经济和武装力量建设等知识，掌握一定的军事技能。
第九条 国防教育应当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进行：
（一）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基层组织的负责人通过参加党校、各类干部学校、训练班和政治学习等接受国防教育；
（二）现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根据国家军事机关的规定接受国防教育；
（三）在校学生的国防教育应当分别情况进行。高等院校和各类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凡是按照军训大纲开展军训的，应当结合军事训练进行国防教育；未开展军训的应当把国防教育纳入学校工作计划，结合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进行国防教育。初级中学和小学应把
国防教育作为九年义务教育的内容，结合相关课程和课外活动进行国防教育；
（四）对其他公民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军民共建、拥军优属、征兵、纪念活动和重大节日进行国防教育。

第三章 组织领导与职责
第十条 省、市、县（市、区）设立国防教育领导机构。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的职责是：
（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二）制定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国防教育规划；
（三）研究和解决本行政区国防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四）检查指导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工作。
国防教育领导机构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国防教育的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国防教育工作的职责是：
（一）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国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列入教育计划，组织推动学校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二）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部门，应当把国防教育列入社会宣传教育规划，组织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三）人民武装、人防战备部门，应当结合民兵预备役建设、兵员征集和人防战备等工作，进行经常性的国防教育；
（四）民政、人事、劳动、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结合拥军优属、安置转业复员退伍军人、法制宣传工作，开展国防教育；
（五）科技、体育、卫生及其他部门，应当结合本部门的特点，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六）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应当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的国防教育活动。
第十二条 驻辽宁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应当支持和配合地方开展国防教育。

第四章 教育保障
第十三条 国防教育师资从下列人员中选任：
（一）各级领导干部、宣传理论工作者、学校教师，以及党校、团校和各类干部学校教员；
（二）人民武装部门和人防战备部门工作人员、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民兵预备役骨干；
（三）现役军官、军事院校的教员和军队离退休干部。
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培训国防教育师资。
第十四条 国防教育的教材由省市国防教育领导机构指定和组织编写。
第十五条 开展国防教育可以利用院校、民兵预备役训练基地、革命历史纪念馆、烈士陵园和民兵青年之家等场所。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创办少年军校、预备军人学校、国防教育园和国防教育中心等相对固定的国防教育基地。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国防教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国防教育经费由本单位的职工教育经费开支。
鼓励各种社会力量自愿捐助国防教育事业。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国防教育领导机构对在国防教育中做出显著成绩或者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八条 对拒不执行本条例的单位，由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其主管部门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对拒不接受国防教育的重点教育对象，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的，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条例由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1991年4月1日起施行。



1991年1月26日
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启示

尹振国


　　美国次贷危机又称次级房贷危机，它是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急剧动荡引发的风暴。这一风暴迅速席卷全球，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次贷市场法律制度上存在着许多缺陷，如金融监管机构的不统一性、信用评级机构的倾向性、结构性信贷工具的不透明性、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不完整性等问题。此此金融危机必将引起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重现审视：以前的法律制度的缺陷在哪里？怎样处理金融安全和效率两者的关系？

一、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背景

　　所谓的次贷，即次级抵押贷款（Sub-prime Mortgage）,指贷款机构（主要是银行）向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贷款。在本次危机中，特指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在美国的信用体系下，无信用记录的或者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一般很难从正常的渠道贷款，他们只能从次级贷款市场寻求贷款。前几年，美国楼市火热的时候，很多银行或按揭公司为扩张业务，获得更高的报酬，纷纷介入房贷业务[1] 由于该种贷款的信用级别的要求低于普通优惠贷款，其利息比较高，因此其内在的风险也就相应高于普通贷款。
　　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不仅使美国的经济遭受重创，而且也是许多低收入人群无家可归，于是“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适宜的环境中拥有一个家”，称为美国住房政策的基本目标，并写进了1949年通过的《住房法案》的序言中[2]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联邦和州政府不仅通过公共住房信贷、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人们购房，通过公共住房、住房券等政策让中低收入人群能够租得起房子，甚至还通过合作建房和公有住房等途径来解决国民的住房问题。[3] 在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府调整了住房政策，由以往的售、租、合作和共有住房等多种措施并举转向以售为主。这一时期，美国的住宅商品化的程度很高，私人拥有住宅约占98.5%。
　　自美国的网络经济的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为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衰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断地降息，使联邦的基金利率降到了1%，同时鼓励中低收入者买房。这一措施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国内消费特别是房地产消费。中低收入者买房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银行贷款。但是一般的信贷机构不愿意为中低收入者提供贷款保险，因为他们的偿付能力有限，贷款风险大。这时，政府出面为中低收入者提供贷款保险，一方面降低了银行的风险，同时也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买得起房。购房的中低收入者在享受贷款保险的同时，还可以获得税收抵扣、利息优惠等优惠政策。
　　从2001年起到2004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在降息，从6.5%下降到1%，而利率降到了40年来的最低点，加上优惠的住房政策，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这也迎合了美国的住房政策。这一时期，美国的房价不断上涨，由此催生了次级贷款市场的繁荣，金融机构尽量降低贷款标准，降低借贷者初期偿债负担，甚至出现零首付的现象。金融监管机构也放松了监管。截止2006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余额为6000亿美元，占房贷的21%。一般来说，如果房价上涨贷款人可以用不断升值的房屋作抵押，进行再融资或者卖掉房屋偿还次级贷款。但是，如果利率不断上涨、房价下跌，则中低收入者不能偿还房贷，由此引发次贷危机。
　　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由于经济复苏，通货膨胀的迹象显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17次加息。同时，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衰退，房价下降。在利息上升和房价下跌的双重打击下，人们期望用贷款买来的房子再融资以支付原来的贷款也变得不可能了，于是贷款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由于美国的房屋按揭贷款大多通过证券化后向市场发行，次贷违约风险迅速向外释放并向外传导，终于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二、美国金融监管方面的缺陷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显示，“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已经发生了变化，规模巨大但缺乏监管的金融衍生产品和结构性产品，以及与这些产品相关却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特殊目的实体、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为金融市场有效运行而设计的监管、机构风险管理模式、会计准则、产品评级等金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4] 具体而言，美国金融监管方面的漏洞和缺陷有：

（一）监管体系分散、政出多门

　　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有着分权制衡的历史传统，金融监管机构也是如此：商业银行的监管权分散在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手中，联邦储备银行监管成员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局监管非联储成员，各州的银行局负责监管州立银行；在美国住房融资体系中举足轻重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由联邦融资局监督，专司房贷的储贷机构由储贷监管局监管。[4]这容易导致监管盲点、协调困难与监管套利，一些新型放贷机构和评级机构基本上没有法律监管。

（二）法律监管的放松孕育了次贷危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兴起了一场以“放松监管”为标志的金融监管法治改革。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存款机构放松监管和货币控制法》，该法取消了抵押贷款的利率上限，容许房贷机构以高利息、高费率向低收入者放贷，以补偿放贷机构的贷款风险。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可选择抵押交易平价法》，规定放贷机构可采用浮动利率放贷和气球式支付。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税改法》，该法案为资产支持证券提供了合理的税收结构体系。1999年，美国国会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彻底打破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废除了对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制与监管。

（三）次贷评级机构难以保持中立性

　　长期以来，信用评级机构以其中立的立场对金融产品做出客观的评级结果，其结果被广大的投资者所接受并作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但是，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因为信用评级服务是有偿服务，而评级的费用不是有投资者支付，而是有被评级机构即债券的发行者支付。一方面，为吸引更多的客户，评级机构很可能会给其评较高等级的信用评级，从而误导投资者，造成投资者的损失；另一方面，评级机构对于债券发行者所提供的资料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审核并发现其中的问题。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之前，信用评级机构涉嫌将与传统AAA级债券不同的新式及复杂性投资产品评价为AAA级，以此赚取投资银行的费用。著名投资银行美林的分析员在五天之内将全美最大房屋按揭公司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评级，由“买入”降至“沽出”，在市场对美国次贷危机的真实风险难以估计的情况下，美林分析员突然改口，导致没有股市随之出现暴跌。

（四）贷款机构放松信贷标准

　　美国的房屋贷款机构对此次次贷危机的产生应当承担重大的责任，正是他们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以及在向投资者发行债券过程中实施了一些违规甚至违法的操作行为，直接导致危机的形成。在房贷过程中，房贷机构放松了信贷条件，甚至推出“零首付”、“零文件”等贷款扩张，不查收入、不查资产、贷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仅需声明其收入情况，无需提供收入证明。一些贷款公司甚至编造虚假信息使不合格的贷款人的借款申请获得通过。这使得大量低信用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形成了巨大的信贷风险。

（五）信息披露不充分，甚至是虚假披露

　　在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尽可能地多发贷款赚取利息，贷款机构往往有意不向借贷人真实、充分地披露有关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有的甚至使用欺诈手段诱导贷款申请人借款。为了吸引客户，许多银行甚至推出“零文件”贷款方式，即申请人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无需证明也能获得贷款，这导致许多信用十分低的人获得了贷款。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启示

　　虽然由于我国相对封闭的金融体制，我国国的金融市场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是我国目前相似的楼市背景、利率环境，同样酝酿着极大的房贷风险，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金融体系难保不发生类似的危机。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经济金融化是必然的趋势，但是金融领域之中所蕴含的巨大风险性、脆弱性、相关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经济越发达，就越需要严格的监管。现代经济是法治经济，除了利用经济手段对金融进行调节外，借助法律手段也是十分重要的。鉴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的教训，我们在设计金融法律监管制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综合经营，统一监管

　　我们目前金融监管权的主体是“一行三会”，即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根据金融监管机构的组织机构，金融监管模式可分为分业监管、统一监管、伞式监管等多种类型。我国目前总体上处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状态。分业经营总体上有利于金融的稳健运行，针对不同的经营领域实行相应监管，有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但分业经营也可能限制业务范围，削弱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分业监管有利于分工监管，适应现行的金融机构模式，但会出现政出多门、难以协调统一的问题。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我国可以借鉴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SA的模式，成立独立的国家监管委员会，负责统筹所有的金融监管，取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专业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此外，另设协调部负责协调工作。统一监管模式把原来的各监管机构整合在一起，达到协同效力，提高监管效率，避免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5]

（二）完善金融创新的相关法律，弥补市场监管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