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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

范振雄

改革开放以来，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的确立，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提出，法治的基本精神逐渐深入人心。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21世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目标，中国已经进入了法治的新世纪。
所谓法治观念就是指以人们的法律观、法治观和法感情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观念，它是人们在参与有关法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自身认识发展的内化与积淀，是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和片断的法律知识加以组合的结果。法治的核心是制约执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下本文就公安队伍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作粗浅的探讨。
一、增强法治观念的重要意义
（一）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依法治国的根本条件
古语云：“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这句话说明了法令的重要，也即说明了没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就不能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之目的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法治观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1.法律至上观念。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是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实现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至上的核心，是宪法至上，宪法的精髓在于控制权力以保障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至上性又一重要内涵，法律不仅在老百姓之上，也在所有官员之上，在国家最高权力者之上。“国家机关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都不能去做”，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行为准则。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在立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实际上，法律还未能真正成为权力产生、运行的源泉、依据和界限，法与权的较量，往往是以权代法。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树立法律权威的历程，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依照法律办事，法律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尤其是执法人员，要确立和坚定法律信仰，增强法律至上观念，严格公正执法，自觉接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人权保障观念。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人权权利范围的大小与保护程度好坏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国家的进步过程，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国家由非法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换，也是人权内容与保护的一次飞跃。人权保障状况的良好与否是区别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区别，不是法治国家中没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而仅是在于：法治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相对较少；侵犯人权的事件一旦发生，即能获得依法处理——侵权者会受到应有制裁，受害者能获得应有保护。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公安人员所享有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授权。增强人权保障观念，要求公安人员真正树立人民权力至上，人民意志与利益高于一切，人权与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为一切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行为准则。
3.依法行政观念。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行政是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由于行政权力具有与其它权力不同的独特性质，因此，在强调制约权力的同时，有必要对依法行政予以特别的重视。行政工作内容最为丰富，涉及的社会范围最为广泛，与社会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行政能否依法进行，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制约权力是从权力之外考查权力行使而提出的要求，侧重于对权力的外在约束；依法行政是着眼于行政权力本身而对行政权力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行政的内容、形式、程序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进行。依照法治原则，凡是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的行政行为就是违法行政，就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而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重要行政执法部门之一，除依法承担刑事司法任务外，还承担了大量的治安、交通、消防、户籍、边防、出入境、计算机安全保护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这些行政管理职权的运用，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联系十分密切。公安机关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公安机关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必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安行政管理活动点多、面宽、量大，任务繁重，仅行政复议条例颁布实施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办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总数的70%。从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公安机关要完成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和治安秩序，保障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艰巨任务，处理解决好社会治安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切实提高依法行政对策、加强公安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根本上转变已不适应行政执法要求的传统观念、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增强法治观念，以法律为准绳，学会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行使管理职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上来。
（二）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所以，“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同时展望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党要永葆生机活力，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性的行动指南。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每一项工作，都同“三个代表”的要求密切相关。通过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就能有力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增强法治观念，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不断铲除其藉以滋生的土壤，就能有效地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通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能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整顿色情娱乐场所及打击法轮功邪教组织都是崇扬科学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保障。当前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我们只有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三个代表”，才能打好“严打”整治斗争这一仗，才能真正打出声势、打出实效，使违法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确保中央提出的两年内社会治安状况有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顺利实现。
二、公安队伍法治观念不强的主要表现
目前，人民群众在充分肯定公安机关为打击刑事犯罪及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的巨大奉献牺牲的同时，对公安队伍意见最大、最集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执法问题，深究其原因主要是法治观念不强造成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法律至上观念不强 ，执法犯法
作为执法者，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民警执法犯法。近些年来我们队伍中相继发生了民警违法犯罪的事情，有贪污受贿、有挪用公款、有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有参与绑架。例如佛山市公安局看守所民警江镜清、欧赐坚利用职务之便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受到刑罚处罚。
（二）人权保障观念不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少数民警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以管人者自居，根本不把执法对象的权利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耍特权、抖威风，在审讯时，辱骂、体罚违法犯罪嫌疑人，甚至搞刑讯逼供，违反规定，滥用枪支警械。例如：三水大塘派出所民警陈建荣刑讯逼供一案，导致一人死亡、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本人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同时三水市公安局赔偿25万元人民币严重后果；南海市黄歧镇派出所所长游捷忠在讯问涉嫌殴打保安员的嫌疑人时刑讯逼供，致使嫌疑人右肱骨骨折，右肩部软组织挫伤，游捷忠已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三）违反法定程序，随意执法
有的民警办事不注重按法定程序办，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认为只要执法行为实际效果合法，违反法定程序无关紧要。有的民警对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法律条款不能正确把握，于是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法定程序随意理解，还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自己喜欢怎办就怎办，各行其是。例如个别民警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没有履行告知程序。据2000年佛山市司法公正调研报告显示，有41%嫌疑人反映侦查人员没有依法告知聘请律师的权利、有25% 嫌疑人、受处罚人反映侦查人员讯问时没有首先讯问是否有犯罪行为、并告知陈述或辩解的权利。另外有的民警在纠正交通违章开具处罚决定书时没有按实际违反条款处罚，而是根据违章者的态度表现随意处罚。
（四）群众观念不强，不认真依法履行职责
有的民警未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仍然在执法活动中存在推诿、拖延、弄权渎职的行为。例如2000年佛山市某派出所有一宗殴打他人致轻伤的刑事案件拖延了九个月才立案，期间没有任何跟进，也没有找现场证人调查取证；立案后仍不认真展开调查反而告知被害人案件无法处理，被害人向佛山市公安局投诉，后经查实，该案确实有不作为。
三、增强法治观念的主要措施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
公安立法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保障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进程，争取到2005年建成以人民警察法为主体，以公安刑事法规、治安保卫法规、公安行政管理法规、公安组织人事法规、警务保障法规、监督法规和国际警务合作法法规为主要门类，由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地方性公安法规、规章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公安法规体系，基本上实现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当前公安立法的重点是制定和完善与人民警察法相配套的法规，力争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公安机关组织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公安立法要从实际需要出发，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遵循立法的规定，符合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决策，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清理、修改、和废止工作。地方公安法规、规章不得与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防止和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严格执行法规、规章上报备案制度。
（二）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加强道德教育
1.强化法律知识学习。法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们要有做到老学到老的思想，若不学法，不懂法，就容易造成执法滞后于立法，更谈不上依法行政了。因此公安机关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民警进行多种形式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在各种业务培训中，都应当有法律课程，保证民警的法律素质与其承担的执法任务相适应。要针对不同部门、警种和执法岗位的实际需要，实行民警执法资格考试制度。要进一步提高民警的法制观念，增强服务意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和人权意识，养成自觉守法、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例如针对部分民警办案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和搜集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应当经常组织民警到法院旁听法院庭审，学习如何收集有效证据的知识；到检察院观摩、学习、熟悉法律程序。
2.加强道德教育。古人云：“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也是靠人来维持的。由于法律是以强制形式规范行为的手段，只能解决“不敢”、“不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不想”、“不愿”的问题，也就是说，法治难以触及人的思想问题，无法使人在内心深处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坝。一个人思想有问题，价值观出现偏差，对于违法之事，虽一时“不敢”，但难以保证其长久“不敢”。法治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民警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来实现法律规范行为，所以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使民警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
（三）完善公安执法监督制度，强化公安执法监督
宪法和法律、法规已经规定了许多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把警务公开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佛山市公安机关的警务公开工作做得非常好，例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不断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但仍需继续拓展。要完善特邀监督员制度、警民联系制度、执法办案回告制度、案件回访制度和领导公开接访制度。完善外部监察机制，不断畅通外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广泛监督。要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投诉、申诉、控告、和举报，切实解决问题，取信于民。并以群众反映属实的情况作为民警考核、晋升、末位调整、评选先进的重要依据。
（四）加大对执法过错行为的惩治
1.执法过错的情节较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根据《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及公安机关内部纪律规定给予辞退、限期调离、停止执行职务、延期晋级晋职、 扣发岗位津贴、奖金等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2.执法过错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给予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3.执法过错造成国家赔偿的。除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外，还应依照《国家赔偿法》向责任者追偿部分或全部国家赔偿金。
4.执法过错后果特别严重或影响特别恶劣的。除追究直接人员责任外，还应依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因此，只有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的改善，多管齐下，切实增强民警的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才能保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公安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神圣职责，共同把21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伟大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夏 勇主编，《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1年。
4.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与刑事法治世纪展望》，昆仑出版社，2001年。
5.石泰峰主编，《社会主义法治论纲》，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出版，1999年。
6.邢书恒、徐永涛、杨国栋主编，《公安执法与公民自我保护》，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论中国古代物证技术的发展

张旭


摘要：物证技术伴随着刑法的产生而产生，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得以发展。中国古代的物证技术有着渊源的历史，其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时期，该阶段是物证技术的萌芽阶段；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是物证技术的形成阶段；第三个阶段为汉朝到唐朝，此为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宋朝，这是物证技术的鼎盛阶段；第五个阶段历经元明清三朝，是物证技术的衰弱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在世界物证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简要探讨中国物证技术发展的历史。

一， 萌芽阶段：西周

西周时期是我国物证技术的萌芽时期。周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以德为住，慎重刑罚。此种慎重刑罚的思想，必然要求司法审判者对案件审判的慎重，注重案件真相的查明，自然就在证据方面有了更多的要求。此时，物证已经诉讼活动中得以应用：
《周礼》中便有关于物证的记载：周朝的“司厉”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即杀伤人的凶器；货贿，即所盗财物。在冯文尧1948年编著的《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全书》中关于指纹在东方演进史中提到过一件事：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斯单先生（Sir, Aust,Stein）在新疆沙漠中发掘的三件文件，其中一件是借据，是一个中国人与当时的东土耳其斯坦人签定的。其借据的末一段写着：“对上述双方均认为公正，同意，为证明起见，由双方捺印为凭。”在字据之下捺有两枚指印。同时债务人之妻、女亦在旁捺印，并说明骑卅五岁，女十五岁字样。可见那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指纹这种司法物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人。此时为公元前782年。〔1〕

到了公元前771年，周朝的司法制度已经发展的比较完备，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其中涉及到相应得物证技术的应用。1〕据《礼记•月令•孟秋之月》中记载：“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据汉人蔡邕对此的解释：“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而“瞻焉、察焉、视焉、审焉，即后世检验之法。”

西周中、后期逐渐形成名目不同的民事契约用来规范此类买卖、租赁等民事行为，主要分为买卖契约和债务契约。买卖契约包括 “质”、“剂”，债务契约包括“判书”、“傅别”。债务契约写明债的标的、返还期限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关系而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比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债务契约不仅是官府是否受理债务诉讼的前提条件，也是官府处理债务纠纷、作出判决的主要依据。“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 “听称责以傅别”。契约的出现以及在诉讼中的大量应用，说明了当时司法审判者对证据有了新的要求。对证据的规范化，是物证技术产生的前提，物证技术也在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二， 形成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秦

秦朝在注重口供的同时，出现了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秦朝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在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原则的出现， 使得口供的获取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审判者自然把证据的中心适当地转向物证的提取，物证技术也因此得到发展。

大量史料记载表明，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医学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审判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将伤害案件中对被害人的伤势检验，作为正确定罪量刑、保证司法公正的必要程序和手段。

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从这些竹简中可以发现，那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令史、医生和隶妾。“爰书：某亭求盗甲告曰：‘暑中某所有贼死、结发、不知何男子一人，来告。即令令史某往诊’.”〔3 p.264〕“疠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病，来诣’。讯丙，辞曰：‘以三风时病？，眉突，不知其何病，无他坐。’。令医丁诊之”。〔3 p.263〕在《出子》篇中，对一起因斗欧引起的流产案件，通过对可以的血块是否胎儿进行鉴定的记载，详细介绍了对胎儿的检验程序和认定方法。“爰书：某里士伍妻甲告曰：‘甲怀子六月矣，自昼与同里大女子丙斗，甲与丙相? ，丙偾？甲。里人公士丁救，别丙、甲。甲到室即病腹痛，自宵子变出。令甲裹把子来诣自告。’……丞乙爰书：令令史某、隶臣某诊甲所诣子。” 〔3 p.274〕

在尸体检验方面，对“贼杀”（他杀）和“经死”（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实例的记载，描述了损伤性状及凶器的推定等问题。特别是在缢死案件中，通过尸体索沟性状的描述，注意到了生前缢死与死后再缢的区别。其中关于对缢死案件检验方法的记载尤为详细：

诊必先谨审其迹（仔细观察痕迹）。当独抵尸所（停尸现场），即视索终（检查系绳的地方），终所党有通迹（如有系绳的痕迹），乃视舌出不出（看舌是否吐出），头足去终所及地个几何（头足离系绳处及地面各有多远），遗矢溺不也（有无屎尿流出）。乃解索，视口鼻渭然不也（有无叹气的样子），乃视索迹之状（查看索沟痕迹淤血的情况），道索终所试脱头（试验尸体的头部是否能从系绳处脱出），能脱，乃口其衣（解开衣服），尽视其身、头发中几篡（仔细查看全身、头发内以及会阴部）。舌不出，口鼻不渭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口死难审也（不能确定是缢死）。〔3 p.268〕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 〔4〕 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3 p.276〕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司法制度中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是“春秋决狱”，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欧伤为?，欧人成创为?）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者，与?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1〕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