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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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弱者　法律能走多远

检察日报2000年05月25日
本报记者李国明
焦点提要
人道的法律应当特殊保护“弱势群体”，但这里的“弱势群体”也应有个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范围随意扩大，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特殊保护”。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打工妹”在用工关系中显然处在“弱势”的位置。对这些“弱者”，法律是否应给予特殊保护？如果应当，那么这种保护应如何体现？
主持人：对弱者的概念，我们并不陌生，而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则要困难得多，为避免将广大读者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界定概念上，我们仅以“打工妹”这一群体为例，来展开本期的讨论。不久前，在海南省海口市，被拐少女刘艳华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将逼迫其卖淫的“鸡头”唐细娥砍伤……在关注刘艳华命运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打工妹的合法权益都曾被老板或者其他人侵犯。那么，在法治背景下，是否有必要对“打工妹”这一“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
姚建宗：不可否认，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是一个社会文明
进步的标志和法治发展的体现。但这里的“弱势群体”应当是有严格
的范围界定的，即仅指由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自然障碍而在社会生活
之中处于“弱势”的人群，此外，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由于人
为原因造成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才会被划归“弱势群体”之中
。
崔建民：我国在立法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全国人大颁布有诸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多部特殊保护的法律。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进城务工青年在就业竞争、应享有的权益、基本生活条件等方面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明显处于弱者的位置，“打工妹”的权益保护问题也是所有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护问题。
姚建宗：在法治背景之下，我赞成对“弱势群体”进行极其充分而全面的特殊权利保护，但我反对将其泛化。
崔建民：正如我刚刚说过的，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受教育的程
度不同，进城务工青年在就业竞争、应享有的权益、基本生活条件等
方面明显处于弱者的位置，并且由于有关法律尚不完备以及执法环节
存在的问题等多方面原因，影响了法律执行的效果。刘艳华一案就是
个明显例证，因为其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实施非法报复。所
以有必要采取措施，对进城务工青年这一“弱势群体”实施特殊保护
。
姚建宗：从感情上来说，我是站在刘艳华等“打工妹”、“打工仔“一边的，因为我自己的几个亲弟弟妹妹就曾经是甚至将来可能还是他们中的一员。但若从法治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该问题，则惟一合乎逻辑的答案就是：对于“打工妹”这一“弱势群体”无需进行“特殊”保护。
主持人：听了两位专家的谈论，我的理解是两位专家都承认应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所不同的是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和界定，崔先生认为“打工妹”即是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弱势群体”，而姚教授却恰好相反。
姚建宗：一点不错。首先，法治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以平等地保护一般人（即“常人”）的平等权利为常态，而以对特别界定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予以特殊保护为例外和补充的。过分扩大“弱势群体“的范围有可能在事实上消解掉对一般人的平等权利的保护。比如，“打工妹”算“弱势群体”，那么“打工仔”呢？农民呢？下岗工人呢？……因此，随意扩大“弱势群体”的范围这只会妨碍和削弱国家与社会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关注、重视与法律保护，从而对推进法治不利。并且，在这样的社会中，固然不可能有对一般人的权利的充分保护，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对“弱势群体”的真正的权利保护。
主持人：即便如此，对“打工妹”这一群体恐怕还是应当加强法律保护。那么，请问两位专家，这种保护应当如何进行？
姚建宗：从刘艳华一案和其他类似“打工妹”权利被侵犯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关部门特别是公安、司法部门严重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和不负责任（失职），以及社会法律服务中的法律援助制度与社会保护制度不健全且未真正落实。因此，全社会特别是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基本人权观念的提高及其人权保护责任的真正落实，法律援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打工妹”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另外，我反对通过特别立法加以保护，这是对法治的曲解和对法律本身的迷信。在法治背景下，更应慎重对待法律的制定，因为法治的要义在于法律不折不扣的落实。
“打工妹”的权利保护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并非由于她们是
“弱势群体”因而需要“特殊”保护，而是在于我国社会特别是行政
和司法部门对公民（当然包括“打工妹”在内）作为一般的“常人”
的保护的不够及时和充分。假如我国社会特别是行政和司法部门对于
“打工妹”作为一般的“常人”的基本权利给予了充分而真实的保护，
也就不会存在所谓“打工妹”作为“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问题
。
崔建民：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首先，针对进城务工青年权益受侵害比较严重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完善，进城务工青年相对集中的一些省份和地区可以尝试制定相关的地方性保护法规。其次，强化教育和服务。随着进城务工青年的权益保护问题的日益凸显，仅仅强调对进城务工青年的管理工作已明显不够了，迫切需要通过强化教育和服务等手段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针对进城务工青年法律素质及其他素质比较欠缺的现状，中央综合办、团中央、公安部、劳动部等单位联合实施了以提高进城务工青年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的“千校百万”进城务工青年培训计划，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服务和帮助；各级团组织和司法行政机关广泛推行青少年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进城务工青年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享受到了特殊的保护。
主持人：谢谢两位专家的精辟议论，也希望所有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法律及时、有效、充分的保护。



　　　　　　　　　　借离婚规避执行，人去楼也空--对规避不动产的执行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一、 基本案情
2007年1月31日原告黑龙江省惠达集团与被告潘某签订了《钢瓶检验站租赁合同书》，约定:租赁办公室、车间及锅炉房并相关设施、车辆，租期2年。第1年租费15万元，第2年30万元。被告经营401天尚欠租赁费87 240.51元、未交还钢瓶411个。2009年2月25日北安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1、被告潘某给付原告黑龙江省惠达集团租赁费87 240.51元;2、被告给付原告钢瓶411个。案件受理费3 013.00元原告负担1032.00元，被告负担1981.00元。判决生效后10日内执行。2009年3月31日原告黑龙江省惠达集团向北安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后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被执行人潘某未自动履行。2009年4月15日北安市人民法院依据申请执行人黑龙江省惠达集团的申请依法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潘某自有的70平米商用门市房，估价、拍卖，予以执行。2009年11月3日案外人张某提出异议，认为案外人2007年7月25日与被执行人潘某已经法院解除婚姻关系，查封房屋已归案外人所有，裁定查封该房屋是错误的应解除。
一、 北安法院的审查意见
北安法院经合议庭审查认为，申请执行人黑龙江省惠达集团申请依法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潘某自有的70平米商用门市房原系被执行人潘某与案外人张某共有财产，产权人系案外人张某名下，二人于2007年7月25日经由法院调解解除婚姻关系，协议争议房屋归案外人张某所有，审理法院确认被执行人潘某应给付的执行款、物的义务系被执行人潘某与案外人张某共同生活期间形成的，属于共同债务，二人理应共同偿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离婚时潘某所欠租赁费从调查账目中已证明超出87 240. 51元，冲抵风险金后，尚欠87 240. 51元及411个钢瓶，即是被执行人潘某与案外人张某共有债务。而法院查封房屋是二人婚续期间的共同财产，离婚时分割给案外人张某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该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故案外人张某有义务与被执行人潘某共同承担该债务，并将原双方共有财产现分割于案外人张某名下的房屋依法用于处理。
二、 处理结果
审查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潘某应给付的执行款、物的义务系被执行人潘某与案外人张某共同生活期间形成的，属于共同债务，二人理应共同偿还。查封、二人的共同财产是正确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张某的异议。同时将案外人张某追加为共同被执行人，将查封房屋依法估价拍卖顶抵相应执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