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居民住宅区治安防范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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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

马怀德
内容提要 行政听证程序是我国立法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 行政听证程序 基本原则 公开，职能分离 事先告知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

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
二、取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

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则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

（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

（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刑法导论(节选)

楼杰科(译)


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每年向警察报告的罪案数约有600万。而至2000年3月这一数字已达580万。（《英国罪案调查》，包括未报告和未记录的罪案，估计1995年有1900万起犯罪。）其中，多数犯罪有男人或男孩实施。侵犯财产罪占94%，其中一半是盗窃。暴力犯罪占5%。与公众的观点相反，犯罪数并未逐年上升，但议会创制的罪行数却在增加。
犯罪是严重的。理论上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刑法可视为未有发展。陪审团的裁判——有罪或无罪——不可探究。陪审团的说明（instructions）并不是强有力的先例。直到1907年才设立刑事上诉法院，到1960年才有案件上诉至上议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学生和从业律师的教科书大部分是权威裁决（rules with authorities）。其后，学术旨趣及分析成幂数增长。尽管有这种发展，可能也因为如此，刑法的实际数字还是不清楚。因此，必须研究规则，原则以及政策。本书的旨趣集中于那些在刑法课程中经常讨论的犯罪，但是还有其他众多犯罪，并且没有一本教科书能够穷尽所有。在阅读刑法时需要考虑哪些原则呢？基本信奉（in reliance on）Jerom Hall的《法理学基础》（Bobbs-Merrill,1973）的美国D.N. Husak在其《刑法哲学》（Rowman&Litterfield,1987）一书中，提出了美国刑法的八大自由主义哲学原则。可以采纳这些原则，从而表明联合王国和其他地方都渴望在制定、运用和传授刑法时包含某些原则。

合法性
合法性原则是指未有法律规定要承担刑事责任和刑罚，行为人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和刑罚（见下同）。这防止国家滥用权力。Husak派生出四个附属条件：（a）法律不得含糊；（b）立法者制定的罪行不得溯及既往；（c）法官不得创制新罪；以及可能（d）应该严格解释刑法条文。英国法未采用第一个派生原则，并且其他三个也是不确定的。许多犯罪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例如，谋杀罪是一项十分严重的罪行，但是必要的心理状态在过去的25年间已经改变。作为议会主权问题，政府可以通过议会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也并不一致，但是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制定法律的特权（进一步见下）。上议院的法官在最近的数个案件中扩展了刑事责任，然而在Clegg[1995]1AC482案中上议院拒绝改变法律支持被告。在Ireland；Burstow[1998]AC147案中上议院无视数个世纪的知识，将攻击扩展至包括言词恐吓。在R[1992]1AC599案中上议院实际上溯及既往地取消了为时甚久地丈夫在强奸妻子指控中的豁免，虽然理由是丈夫免责在被告行为时并不存在，但是取消豁免仍旧违反了严格解释刑罚条文的原则；在Gotts[1992]2AC412案中上议院认为胁迫不是谋杀未遂的辩护理由，以此更改了普通法；在Woollin[1992]AC82案中上议院可能扩展了谋杀罪的界限。但是上议院的判决并没有完全支持扩大刑事责任，在C v DPP案中上议院废除了除非有恶念否则已满10岁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无罪的原则，上议院恢复了先前的法律（[1996]1AC1）。犯罪与辩护理由都在变化，结果某人今天有罪，而到明天会因为法官改变法律而无罪。如果R v R（上述）案的被告向律师咨询他是否有罪，尽管上议院判决丈夫豁免在其实施另一种情况下可能是强奸的行为时并不存在，但在该案之前的回答仍是否定的。这些判决是不可预测的。而Keith勋爵在R（上述）案中表达了不同观点：“普通法能够随着变化着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着的普通法使自己保持新意。如我们可以从这个简论中所知的，刑法并不总是由严格的规则组成，而且先前免责法律的扩展违反了联合王国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之第7条第1款。《1998年人权法案》于2000年10月生效，这迫使法院实行《欧洲人权公约》。目前法案的效果如何尚不清楚。但它将影响严格责任，性行为的同意年龄，有关精神病与自我防卫等法律。法院解释法条和普通法必须符合《欧洲人权公约》。如果法条与《公约》条款不一致，就可以宣告不相容。在C v DPP案中上议院再次强调法官立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恰当的，不只是在有争议的社会政策领域或解决方案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是这样。可是很难找到打破这些指导方针的权威判决。
《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是合法性原则的具体化。它规定涉嫌的作为或不作为犯罪在实施时不是犯罪的，不得定罪。第7条可以用来防止法院创制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法定之罪。它可能同样禁止，例如，惩罚如R案的婚内强奸。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在SW v United Kingdom[1996]1FLR434案中裁决第7条不禁止梳理过时的法律并且在逐渐梳理的过程中最终废除了婚内强奸豁免。另一方面，第7条看上去禁止限制辩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像Gotts案就是错误的。应该注意的是不溯及既往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行为“依据文明国家所认同的一般法律原则是犯罪”情况下可溯及既往。这一例外可以包括法官废除婚内强奸免责。

犯罪行为
只有被告实施了行为才可能有罪。他不为其仅是谁（如，穷人，宗教，黑人）承担责任。人们也不为他们纯粹的想法受罚。惩罚想法的最近英国法是判国罪，图谋女王死亡，以及共谋。部分是因为这一原则，才产生了有关不作为（见第4章），未遂（见第12章），以及非自愿行为（见第11章的无意识行为）的刑事责任的范围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犯罪行为的犯罪违宪。在英国法中，犯罪行为是作为或不作为时，只有被告至少可以控制其行为时才有罪。这里必须存在意识行为，自愿行为。

犯罪意图
几乎所有的严重犯罪都要求有过错心理状态，即犯罪意图。除非人们有罪过，否则不应受罚。如果人们因无罪责的行为受到惩罚，那么正义就不可实现。刑事责任基本上建立在道德责任的基础之上。但也有许多例外：严格责任犯罪，无论轻重，都不要求有关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要件的犯罪意图（见第6章）。疏忽大意作为心理状态是否合适是有疑问的。轻率的一种，即“客观”轻率（见第3章），不是基于心理状态。同样可以认为如果法律要求只有被告在胁迫下合理地行为才可辩护（见第9章），那么就排除了有关此问题的犯罪意图要件。有时认为当被告无罪责并且所判之罪应被废除时被告就应无罪。

并发
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必须同时发生是英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第5章要讨论好几种例外。

危害
许多犯罪都会伤害人或物。谋杀罪中是有人被杀；在刑事损坏罪中是财物被破坏或损坏。允许人们实施行为免受危害是法律目的之一。如欧洲人权法院在Laskey v United Kingdom（1997）24EHRR39所述：“毫无疑问，国家有权履行的职能之一是通过刑法的实施规范造成身体伤害的行为。”有好几种犯罪非基于伤害他人。在未完成犯罪（见第12章）和危险驾驶罪中无需有人受伤，还有有人认为所谓的“无被害人犯罪”，诸如持有毒品罪和已满16岁的男性之间的秘密性行为。但是有些“无被害人”犯罪也以危害他人来处理。如果一人未寄安全带，结果受伤要比寄安全带时严重，那么该人对他人承担责任。另一观点主张国家应关心公民的利益（见N.Lacey，State Punishment（Routledge，1988），在该案中Lacey赞成用“福利”一词：国家有权规定必须寄安全带以及惩罚暴力等方法保护其公民的身体利益）。此外，可以依此防止有损健康和失业。有些伤害事实上可能是轻微的，而有些可能是严重的，如污染环境。刑法的目标之一在于防止特定的伤害，诸如以侵害人身或财产的方式惩罚违法。

因果关系
在结果犯（result crimes）中必须证明被告实施犯罪行为（见第2章）。犯意转移可视为例外：被告打算伤害一人但实际伤害了另一人。不作为犯罪同样有许多难点（见第4章）。

辩护理由
辩护理由在第9-11章讨论。

证明（超过合理怀疑）
本章要讨论证明。指控之罪的所有要件必须得到证明。
Alan Norrie在《犯罪，理性与历史》（Weidenfeld&Nicolson，1993）一书中概括了这些标准：“刑法，本质上是自由政治哲学的实践运用。”这些原则抑制了诸如警察和法官等国家机构的国家权力。没有这些原则，刑法就没有约束，国家机构的权力就会毫无限制。定罪量刑是国家的实体权力，并且可能是剥夺罪犯自由的监禁刑。所有严重的罪行和某些轻罪行都伴附着定罪的污名。多数人躲避杀人犯和强奸犯。这些原则同样能使，某种程度上，公民预测自己的行为是否是犯罪。在Jackson（1994）The Independent，5月25日，上诉法院说法律的确定性是刑法的基本原则。有人可能批评刑法教科书过于实证主义，即，将法律描述为实证的（完全具体的），但是有人当然不希望有罪，因为有些人说其所做的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立场。责任不应依赖“推测或讯问”或者临时政策。即使“恶人”也应该知道他是否违反刑法。（见下国会的司法解释法。）但是，这些原则的适用并不一致。美国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的格言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逻辑。刑法就是这种主张的典范。本书将详细地论证，这并不相符，也不合逻辑。许多法律是复杂的，有时也是不必要的，如非致命犯罪一章所论证的。在看本书时你可能会想很少提及Husak所说的作为刑法基础的一般原则。刑法的入门学生通常自信很了解刑法，最后却发现刑法很难，因为他们对学习法律的诸多困难没有心理准备，诸如有关故意的法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股法律一致化的趋势，这得到了法律委员会的鼓励，但政府并不觉得有必要改革刑法，即使这样的改革可以节省开支。因此刑法规定了一组标准，并且惩罚那些违反这些规则的人。
虽然这些原则充实了法律的内容，但它们没有界定法律的范围。范围有时是个历史问题。例如，有关危险狗的法律是对儿童饲养狗所产生的一些可怕攻击的回应。行为是否是犯罪应该是个政策问题。多数人都认为杀人和强奸都不是好事。法律委员会的《刑法典草案》（见本章下）不关心刑法应该做什么。有人试图考虑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何时实现，因为否则刑法惩罚犯人的作用就会减弱，也会破坏刑法的谴责功能。而且，民主国家必须控制国家机构的权力，否则它们可能用最有力的国家制裁侵犯微弱的犯人。就自由主义观点而言，对刑法目的最权威的阐述是《委员会有关同性恋犯罪和卖淫的报告》Cmnd247，1957，它使成年男性的秘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刑法规定：
……为维持公共秩序和利益，为保护公民免受伤害，为了规定足以反对利用或腐化他人的保障措施……这不是介入公民私生活的法律功能……而是有必要实现[这些]目的…（paras13-14）。
可以认为上议院的多数派在Brown[1994]AC212案，将在第17章中讨论，当他们惩罚同性变态性虐待时就违反了这些原则。利用和腐化原理可能有益于解释为什么不满18岁的人搞同性恋是违法的。男同性恋的同意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从王室签署《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1994年11月3日）时生效。异性恋性交的同意年龄为（16），而同性恋性交的同意年龄为（18），这受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谴责，因为它违背了《公约》第8条，尊重私生活，也违反了派生的第14条，禁止歧视：Sutherland v United Kingdom[1998]EHRLR117案。Wolfenden委员会的主要观点是刑法不应该用于强行推行道德，即使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
《美国模范刑法典》旨在囊括美国司法区内最好的经验，它写道刑法有五大目标：
（a）禁止和阻止不正当地和不可宽宥地危害或足以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b）屈从于公共控制，行为人的行为表明他们被迫犯罪；
（c）保障无罪过的行为免受作为犯罪惩罚；
（d）公正地宣告行为是犯罪；
（e）依合理的标准区分重罪和轻罪（英式分法）。
现行英国刑法违反了其中一些原则。例如，蓄意严重伤害身体要比偶然身体受伤严重，但两者的最高刑却相同。有些人认为吸食大麻不危害公共利益。上诉法院在Kington[1994]QB81案的一段未受到上议院批评的判词中说“刑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公权和刑罚制裁禁止个人可能实施的反社会行为。”不幸地是普通法没有发展《模范刑法典》中制定的那些原则。议会也同样没有。因此，没人能预先在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之间划定界限。刑法设定了普通人和法律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标准。告诉人们的基本上是不为事项，而不是应为事项。
刑法保持在界限内相当重要。如果法律没有必要地扩展，那么警察资源就会比现在更加紧张，逮捕和公诉权也会比目前更加滥用。刑法是国家控制社会的有力手段。毕竟它可以剥夺人们的终身自由，并且也有可能因判国罪被判死刑。还有伴随着刑事定罪的污名。罪犯的名字可能上当地的报纸，即使因轻微犯罪。社会因犯罪而谴责行为人。因此公民必须知道何种行为是刑事不法。像欺骗，共谋败坏公共道德的法律以及尚不明确的故意定义的法律将在本书中讨论，因为有时法官被视为把法律扩展至包括那些被错误指控的“显然有罪”的人。内幕交易案为讨论提供了有用的素材。直到议会惩罚利用内幕信息低价购买股票时才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用这种方法赚钱为那些这样做的人所接受。内幕交易行为属于Wolfenden委员会所勾画的刑法吗？在Husak的第五个原则内，危害，危害的是谁？读者被邀思考如果没有刑法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作为一项一般规则，盗用内幕信息不是犯罪。即使如此，仍必须说无论内幕交易难题的答案是什么都不是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犯罪，并且有时可能运用教育和行政措施要比刑事制裁更有用。所有派别的政府似乎都有将他们不能控制的行为犯罪化的倾向，即使社会还未一致同意特定的行为应该受到刑罚制裁。刑法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发展而未考虑理论。有些刑法只是对诸可感知的危机的本能反应，诸如危险狗，围猎，狂叫，反道路抗议者和“嬉皮士”护航队。用行话讲这些犯罪就是“历史的偶然”：它们的出现见证着某些运动，而没有经过理性的，有原则的调查。如可见的，现代刑法的领域广阔。它包括严重的个人犯罪和非严重的个人犯罪，也用这种手段规范商业。此外，议会，虽然很少废除犯罪，但还创制新罪，结果刑法的边界更加宽阔。1980年有7000多项罪；据估计2000年有8000多项。高级警官呼吁将持有和吸食那些所谓的软毒品，诸如大麻，非罪化。在一个合理的法律制度内，如果想要惩罚持有毒品，那么可能是喝酒犯罪化的开始（看看刑事上诉法院的案卷或《刑法评论》，当人们喝醉时他们常常会持有毒品），或者如果想要阻止暴力，可能很容易地规定拳击违法。毕竟，政治家，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法官，在制定法律（我们不再相信法官不制定法律的童话）并且他们有自己的偏好，并且依从于他们自己的道德恐慌。在回内政大臣的信件中，Williams勋爵，写道“只有绝对必要时才应该创制新罪。”（Hansard,HL Deb，1999年7月18日，WA57）。但还要看誓言是否兑现。简言之，议会制定新法律可能取决于政治，而非原则。人们很有兴趣知道议会花多少时间来看一则新闻诸如，比方说，危险狗，却没有时间来审议通过深思熟屡的法律改革建议，诸如在本章最后部分讨论的由法律委员会提出的那些建议。

《1998年人权法案》
本法不是因为《欧洲人权公约》才成为联合王国法律的：它不是宪法也不是高级法。该法要求法院解释法律“尽可能”（s.3（1））符合《公约》。如果有疑问的法条不能如此解释，那么高等法院（以及上诉法院和上议院）就宣告不相容。但是这种宣告并不影响该法条的效力（s.4（1））。公共机关的行为必须符合《公约》（s.6）。
应该注意《1998年人权法案》不适用于普通法。规避不适用的方法如下。举精神病的例子。这方面的现行法可能与《公约》不符。第5条规定人人都享有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如果精神病判决不符合《公约》，那么法院作为公共机关，它们的行为就必须符合《公约》的规定。
这表明在以后的数年里刑法的如下领域可能受到《欧洲人权公约》的影响：自我防卫辩护/阻止犯罪（第2条，生命权），严格责任（第3条，免受不人道和不体面的惩罚的权利），精神病（第5条，如上），严格责任与证明责任（第7条，公平审判和无罪推定的权利），共谋欺诈，腐化公共道德和公然猥亵（第7条，不得溯及既往），同意非致命的和性犯罪（第8条，尊重私生活）。举一例，阻止犯罪辩护与第2条相冲突，因为（a）防卫财产中的杀人依据《公约》就不是正当的（b）判例法，包括McCann v United kingdom（1996）21EHRR97，要求合理确信而在现行法中真实确信就够了。应该注意依据现行社会状况解释《公约》。因此古老的先例可能不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