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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山东省中医条例

1999年6月18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7月30日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山东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保障中医事业的发展，保护公民的身体健康，发挥中医药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包括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和民族医。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科研、教学、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中医事业必须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吸收运用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学现代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中医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保障、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各级计划、财政、人事、科技、教育、药品管理、工商、外事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的中医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以下统称中医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中医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中医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发展规划；
　　(三)管理并指导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及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
　　(四)负责中医经费的管理；
　　(五)组织实施国家和省制定的中医机构建设标准、技术标准、管理规范；
　　(六)管理并指导中医药人员和中西医结合人员的技术培训、考核工作；
　　(七)负责中医医疗广告的审查；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　对为发展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医疗机构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完善城乡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体系，将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并统筹设置。
　　第八条　各级综合医院应当设置中医科室和一定数量的中医病床；村卫生室应当重视运用中医药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
　　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设立中医医疗机构，必须依照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诊疗活动。
　　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从事中医诊疗活动。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设置的中医医疗机构的撤销或者合并，应当征求上一级中医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农村中医工作，加强农村中医医疗网络建设，鼓励城市中医机构扶持和指导农村中医医疗工作，积极向农村推广安全、简便、高效、价廉的新技术、新疗法。
　　第十二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利用自身特色和优势，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和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工作。

　第三章　科研与开发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纳入当地科技发展规划，培育发展中医科学技术市场，加强中医领先学科的建设，支持开展中医理论、临床研究和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加快中医药成果的推广和转化，促进中医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第十四条　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遵循医疗、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各具特色、分布合理、优势互补的中医药科研开发体系。
　　第十五条　鼓励和支持中医机构加强多学科协作，联合攻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中医药防治、中药单方与复方的开发、中药剂型改革等研究工作。
　　第十六条　中医机构应当积极发掘和推广有独特疗效的中医诊疗技术，研制安全、长效、高效、速效的临床新制剂，提高中医急救、预防、康复、保健等综合服务能力。
　　第十七条　中医机构的基本设施、仪器设备、技术队伍、临床研究床位等，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中医资源的开发，重视保护有价值的中医文献，支持中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翻译、出版工作，加强中医科技情报和信息工作。
　　鼓励捐献和挖掘有价值的中医文献及秘方、民间验方。
　　鼓励民间确有中医一技之长的人员依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从事中医诊疗工作。
　　第十九条　中医药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章　教育与人才培养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建立健全规模适宜、专业适当的中医教学机构。
　　第二十一条　各类中医药院校应当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教育，重视中医临床经验和现代医药学理论的教学，提高学生的中医药专业水平和现代医药学理论水平。
　　中医药院校应当设立相应的临床教学基地。
　　第二十二条　设立各类中医药教育机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置标。
　　第二十三条　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继续教育制度，发展成人教育，重视培养中医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
　　全科医生、乡村医生教育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医教学内容。
　　第二十四条　中医机构应当重视对名中医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总结和继承工作。
　　鼓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名中医药专家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开展师承教育，带徒授业。

　第五章　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二十五条　各级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根据地方特色和优势，积极开展中医药学术、人才、技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建立双边、多边合作关系，借鉴、吸收国际现代医学成果和其他民族传统医学精华，引进高新技术、设备，促进中医事业国际化。
　　第二十六条　中医机构和学术团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境外设立中医医疗机构或者开办其他中医药合作项目。
　　境外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办中医机构。
　　第二十七条　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防止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
　　第二十八条　中医行政主管部门、中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防止重要中医药资源流失和技术秘密披露。

　第六章　保障与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对中医事业的投入和专项经费补助。
　　中医事业费实行财政预算单列。
　　第三十条　各级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中医经费的管理，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中医事业经费、基本建设资金和中医专项资金等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
　　第三十一条　中医医疗机构与其他医疗机构共同承担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社会医疗保险等公益性医疗服务任务。
　　患者选择中医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照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和社会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结算。
　　第三十二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境外友好团体和人士以各种方式资助发展中医事业。
　　第三十三条　下列项目的评审或者鉴定，应当成立专门的中医评审、鉴定组织；成立综合评审、鉴定组织应当安排一定比例的中医专家参加：
　　(一)中医科研课题的立项评审、成果鉴定和评奖；
　　(二)中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推荐和评审；
　　(三)中医医疗、教学、科研机构的评审；
　　(四)中医医疗事故的鉴定；
　　(五)其他与中医相关项目的评审或者鉴定。
　　第三十四条　发布中医医疗广告应当报省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符合规定的，由省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中医《医疗广告证明》。发布的广告内容应当与批准的广告内容相一致，不得更改。
　　第三十五条　实行中医监督员制度。中医监督员由县级以上中医行政主管部门在中医专业人员中经过资格考核合格后聘任，接受中医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履行对中医工作的有关社会监督职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侵犯中医机构、中医工作人员合法权益的；
　　(二)利用职权侵犯他人从事中医工作合法权利或者限制患者自愿选择中医诊疗行为的；
　　(三)损毁或者破坏中医文献的；
　　(四)披露或者窃取中医科研成果技术秘密的。
　　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中医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设立中医医疗机构的；
　　(二)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中医诊疗活动的；
　　(三)诊疗科目或者范围超出登记范围的。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擅自设立各类中医药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中医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挪用、截留中医经费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未经批准擅自发布中医医疗广告或者广告内容与批准的内容不符的，由中医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交广告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处罚。
　　批准发布虚假中医医疗广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中医行政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依据本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中药的生产和经营，依照国家有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中医机构是对中医医疗、教学、科研机构的统称。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举证时限制度新解

郑铭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内容提要：举证时限制度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就应当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以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益。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基本含义和制度价值的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关键词：举证时限 制度价值 完善构想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举证责任制度已成为改革的核心。1991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制度，然而民诉法仅规定了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对当事人举证的责任期间无法律上的限定。司法实践中，有时当事人持有证据，但庭前不主动向法院提交，而作为“秘密武器”当庭进行突然袭击，致使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或者在一审中故意不提出而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致使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拖延诉讼，使对方当事人疲于讼累。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使得我国的举证责任制度无法落到实处，因此，有必要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期间加以限制，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与此相呼应，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31日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举证时限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对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自始至终存在较大的争议，《若干规定》确立的举证时限只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尝试，并不完美，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一、 举证时限制度的基本含义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1]（P136）举证时限制度，与举证责任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举证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对已不利的裁判，须承担向法院提交证据对其主张加以证明，当主张真伪不明时，因法院不认可该事实的法律效力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完整的举证责任制度，应当包括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期限，举证不能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等。[2]倘若将举证责任只偏面地理解为举证责任的承担，而允许当事人随时提出证据，个案的证据体系就是不确定的，法院将无法判定事实，亦不能判定当事人未尽举证责任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而所谓的举证时限制度则包含了举证期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从而促使当事人在一定期限范围内提供证据，形成相对稳定的证据体系，有利于法院在此基础上及时判定案件事实，并依法作出较为稳定的合理判决。因此，举证时限制度应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构成界定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临界点。要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就必须设立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
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一项完整的诉讼制度，期限和后果两个方面的内容必须同时具备，不可或缺，否则其制度的存在便失去了意义。[3]举证期限是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当事人提出证明其主张或反驳的相应证据的期间。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尽最大能力向法院提交证据以支持其主张或反驳。原则上举证期限无论是以期日作为界定，还是以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作为界定，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同时，为了避免法定期限原则性过强的弊端，亦可由法院指定合适的期间，从而为诉讼程序更为有效、公正地运作提供空间。因此，举证期限应当包括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间两种情形。证据失权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是指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则丧失证明权。由于证明权的实现依赖于证据提出权，[4]（P453）因此证据失权又体现为当事人逾期举证而导致的提出证据权利的丧失，并且此种失权状态一直延及其后的所有程序，上诉审不因失权的证据而改判，再审也不因失权的证据而启动。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事人确有理由的逾期举证，法院可以酌情予以采纳。也就是说，证据失权的效力并非是绝对的，出于诉讼公正的考虑，可以对其加以适当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严格的条件。

二、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制度的存在和发展都应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举证时限制度当然也不例外。为了进一步论证在我国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合理性，有必要把它纳入整体诉讼程序中深入分析举证时限的制度价值。
（一）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观念是以产生、发达于英国法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duepress）思想为背景而形成和展开的。[5]（P4）公正是诉讼程序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当事人提起诉讼是为了追求公正的裁判结果，诉讼结果的公正则有赖于程序公正的保障。而程序公正的实现都是通过具体的诉讼实践行为表现出来的。举证责任制度要求当事人就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其中举证时限制度通过设置提供证据的期限，为当事人双方创设了进行诉讼行为的平等机会，以实现诉讼程序上的平等。也就是说，举证时限制度所提供的这种诉讼机会的平等保障，才是诉讼实体公正的真正基础。举证时限制度还促使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提供证据的责任，从根本上保证了双方能够就对方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的准备及辩论，防止了在法庭审理中出现“突然袭击”而使一方处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防止那些故意不提出证据，滥用其权利随时提出新证据来拖延诉讼的行为。另外，举证时限制度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主动调查取证行为，法院确认事实一般只能依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判定，这也有利于实现诉讼程序公正。
（二）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
诉讼效益反映的是诉讼程序的成本与受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二者的比值越小，则效益越高。虽然公正在诉讼领域的意义始终具有根本性，但没有效益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诉讼效益与诉讼公正应当是辨证的统一体。因此必须在保证诉讼公正的前提下，通过程序优化，尽可能地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争取最大化的社会效益。[6]（P259）
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故意拖延诉讼的规制，有效地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避免了法院重复开庭而扩大的诉讼成本的投入，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显然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并能保障其最大限度地实现。[7]首先，举证时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开庭后新证据的提出，使法院在稳定的证据集合体的基础上一次开庭集中审理，就能达到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目的，及时审结案件，不但节约了物化成本，而且提高了审判效率，缩短了办案周期，实现了诉讼效益。其次，举证时限制度通过对随时提出证据的限制，使诉讼程序一次性经过，减少了不必要的程序重复，同时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开支和司法资源，客观上提高了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效益。
（三）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维持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8]（P2）首先，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置使得当事人的举证成为诉讼中的一个确定的阶段性行为，由原来反复跳跃于各诉讼阶段造成程序动荡的不安定因素，变为推进各阶段顺利进行的基础的稳定因素，使程序的有序性得到实现。其次，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裁判既判力的稳定和司法权威的维护。一方面可以使得在某个审级中已经过的诉讼阶段里当事人得诉讼行为和法官的判断因期间得完成而获得不可逆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在现有证据基础上作出得正确裁判甚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的裁判不至于因当事人的延迟举证或偶然发现的新证据而被推翻，从而保障既决裁判的稳定效力，实质上亦是对司法权威的尊重。
（四）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更新诉讼观念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诉讼的直接目的。但是，基于诉讼程序的公正、效益和安定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客观限制，客观真实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此，有必要代之以“法律真实”的诉讼观念。法律真实的实质内涵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上，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取向上，法律真实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实的理念。[9]法律真实只能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这就使得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必须以证据为基础。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有利于个案证据体系的完成和完善，这恰恰是法律真实理念的真切体现。如果个案中证据体系无法建立，或初步建立即被新的证据摧毁而使法官赖以作出裁判的证据体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就无法实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严重威胁程序的安定性。因此，举证时限制度的创设在更新诉讼观念上也起到积极作用。
（五） 举证时限制度有利于完善诉讼体制
首先，举证时限制度使民事诉讼法上的举证责任制度落到了实处，得到完善。举证时限制度是针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所设定的，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完不成举证，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不仅有利于督促当事人积极举证，同时也可使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切实得以实现。另外，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法院的调查取证，进一步完善了诉讼机制。
其次，举证时限制度的设立，必然要求诸如证据交换制度等相关的配套制度和保障制度，同时也要将一定时限内的证据提出置于相应的程序和阶段中。参照法、德和日本等国家的立法例，这实质上是一种审前准备程序。也就是说，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必然要将审前准备程序纳入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从而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促进民事诉讼体制的完善。

三、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与完善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规定举证时限制度，且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排斥限时举证。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期限的规定，也隐含着举证时限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当事人提交证据的合理期限，可视为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雏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4条亦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然而这些规定虽明确了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举证，但并未涉及逾期举证的失权效果。《若干规定》则在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75条关于人民法院指定期间的进一步解释，明确了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通过对民诉法第125条和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解释，明确了举证期间的例外情况，可谓确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举证时限制度。当然，这还只是司法解释的一次尝试，举证时限制度还有待通过立法来进一步完善。
《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可以说，这就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制度，必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举证时限的确定问题，《若干规定》第33条规定了法院指定和当事人协定两种方式，即人民法院送达案件举证通知书时指明举证期限或者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而确定举证期限。显然，本规定并未把举证期限限定在诉讼程序的某个阶段，而是交由人民法院指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或当事人协定。按照司法解释的原意，人民法院首先应为当事人指定举证期限，同时亦鼓励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10]（P192）至于证据失权制度，第34条的规定亦体现了强化当事人诉讼契约的观念，即原则上排除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但经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同时，针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第36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可以说这是为了体现诉讼公正，而对第34条作的有益补充。另外，为了确保举证时限的履行，《若干规定》第37条至40条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并且明确规定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由于举证时限制度本身与所谓新的证据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举证时限制度体现了程序的不可逆性，与此相反，允许新的证据的提出就必然引起程序的反复性和不安定性，恰恰是对程序不可逆性的背叛，直接弱化了举证时限制度对程序的固定作用。为了平衡这一矛盾，《若干规定》第41条、第44条对民诉法第125条与第179条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作了限制性解释，以限制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并通过第46条关于由于新的证据的提出造成损失的承担的规定对当事人施加压力，以督促当事人遵守举证时限的规定。但是，关于新的证据的规定，在性质上应当也只能是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情形，而这种例外在实际效果上形成了对举证时限制度的限制。因此，《若干规定》所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相对化的举证时限制度。[11]
通观《若干规定》关于举证时限制度及相应的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若干规定》只是在我国现有法的范围内，对举证时限作了规范，是对现行法的解释，虽没有突破现有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但却是民事证据制度上的一次创举。同时基于民诉法的约束及司法现状的要求，对一些问题的规定并不彻底。笔者认为在今后修改民诉法时，可考虑主要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立法应当明确规定举证时限的终点。举证时限终点是举证时限制度中最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关系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实现。目前关于举证时限的终点问题，我国理论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定于一审法庭辩论终结之时；[12]（P93）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将其定为法庭开庭审理之期日。[3]笔者认为，随着包括证据交换制度在内的一系列证据规则体系的设置和功能完善的审前程序的建立，我国宜参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作法，将举证时限的终点明确规定在旨在明确争点和证据的审前程序终结之际。同时，也应当允许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法院指定合理的举证期限或由当事人协定举证期限，但无论是法院指定还是当事人协定都应当服从于法定的举证时限终点，即都应限定在审前程序终结之前。
第二、立法应确立严格意义上证据失权的法律效果。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证据失权是指逾越举证期限而提出的证据丧失相应的证明效力。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举证时限制度都有例外规定，即允许特殊情况下提出新的证据，但这些例外规定都有相当严格的条件。一般都是在当事人确有客观原因不能在举证时限内提出证据，可能严重影响裁判公正的前提下才允许提出新的证据，并且大都是限定在裁判生效之前的一审或二审中。《若干规定》虽然对新的证据作了限制性解释，减少了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形，但其范围还相当广泛。有必要从立法上进一步严格新的证据的提出条件，排除那些非因客观原因逾期提出证据的法律效力，从而确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失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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