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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检讨与重构

奚玮* 郎治国**

内容提要 法院应否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理论界尚有争议，并形成了“全面监督说”和“程序监督说”两种观点。中国的仲裁立法改革应该超越“程序监督”和“实体监督”之间的狭隘对立，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原则上不监督，但在当事人协商同意时可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涉外仲裁司法监督模式。

关键词 涉外仲裁 司法监督 意思自治

1995年仲裁法颁布实施以后，针对其中所规定的国内和国际商事仲裁之司法监督的双重标准，学术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其核心内容为国内法院应否监督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并由此形成了“全面监督说”和“程序监督说”两种观点。本文拟结合世界各国仲裁司法监督的立法和实践情况，围绕上述两种截然相对立的观点，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模式
从国际条约和各国的仲裁立法和实践情况来看，世界范围内对涉外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国内法院非因公共政策原因，不介入涉外仲裁实体问题的模式。
这是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条约和绝大多数国家国内仲裁立法采取的方法。在国际商业仲裁崛起的近20年里，法院鼓励与支持仲裁，尽量减少对仲裁的监督和干预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比如，联合国1958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和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1965年在华盛顿订立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及UNCITRL 1985年6月制定的《示范法》，均对涉外仲裁的实体审查持否定态度。其理由是：如果承认国内法院有权对涉外仲裁裁决进行实体性司法审查，则无异于使仲裁程序从属于法院程序，从而有悖于仲裁裁决的终局性。 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国家，除法国的国内仲裁中允许就仲裁的实体问题向法院上诉以外，都采取了法院非因公共政策原因不干预仲裁实体的方法。原则上，即使裁决明显错误，仲裁员的决定也不能被法院推翻。
（二）即使不因公共政策问题，国内法院也拥有对涉外仲裁的实体问题进行监督的权力的模式(以下将其称为“全面监督的模式”)。
英国1950年仲裁法以强行性规定赋予国内法院干预仲裁实体问题的权力，且干预的理由不限于公共政策。即要求仲裁员就特别案件向法院陈述，法院将就源于仲裁的法律问题做出决定，此即所谓的“特别案件陈述程序”。而且法院对仲裁法律争议的管辖权是不能排除的，当事人合同中排除案件陈述程序的条款被认为是违反了公共政策，因而不产生效力。该法还规定，法院有权依据裁决表面的事实与法律错误而撤销裁决。英国1950年仲裁法虽早已被修改，但有些国家仍实施参照该英国仲裁法制定的法律。
(三)国内法院虽然可以监督涉外仲裁实体问题，但是这种权力可以通过当事人间的协议加以排除的模式(以下将其称为“可排除性监督的模式”)。
由于1950年英国仲裁法被作为法院对仲裁过度干预的典型而受到世人的诟病，英国于1979年仲裁法中废除了1950年仲裁法中的特别案件陈述程序以及法院以裁决表面的事实和法律错误撤销裁决的权利，并且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通过“排除协议”(exclusion agreement)排除法院对仲裁实体问题的审查，只是这种排除不适用于海事、保险和货物买卖合同争议，因而是不彻底的。英国1996年仲裁法进一步放松了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与控制，但仍然允许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向法院提出上诉。与1979年仲裁法相比，1996年仲裁法除了进一步限制法院干预仲裁实体的权力以外，还进而取消了对排除协议适用上的限制，当事人对于任何类型的争议，均可通过排除协议放弃就法律问题向法院提出上诉的权利。
(四)法律上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法院可因当事人间的协议而取得监督权的模式(以下将其称为“可约定性监督的模式”)。
美国联邦仲裁法未明确规定法院对仲裁实体问题干预的权力，但在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允许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直至审查仲裁实体问题的判例。1995年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在Gate-way Technologies,Inc.诉MCI Telecommunications Corp一案中，首次对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问题予以支持。该案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对裁决中的法律错误可以上诉，法院以仲裁的契约性质以及保证私人仲裁协议可执行性的联邦政策等为由，认定这种扩大协议有效。
（五）区别对待国内和涉外仲裁，对于后者原则上只进行程序性监督。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我国。由于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有关条文表述上的不一致，国内学者对法院应否对涉外仲裁进行公共政策方面的审查，理解并不一致。但依我们看来，就我国目前仲裁立法的实际情况而言，实际上并未对公共政策的定义及其范围做出明确规定。所以还不能认为我国法院已经可以（至少不是统一的）对涉外仲裁进行公共政策上的审查。
二、对“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之争的理论再分析
（一）支持法院监督涉外仲裁实体内容——“全面监督论”的理论。
纵观国内外支持实体监督论的学者的观点，其理由大致如下：
1、从仲裁的价值取向上看，尽管仲裁的一裁终局性为之带来了高效率之优势，然而这种高效率不应被绝对化，它理应受到来自司法的监督，以纠正仲裁员有意或无意的错误，维持仲裁的公正。对此，有学者指出，尽管终局性被认为是私人纠纷解决优于法院诉讼的一个优点，也带来了速度和费用的节约，但终局性和速度也有代价。只有在以下两个假定之一正确的前提下，终局性才具有普遍的积极意义:其一，如果仲裁员永远不犯错误，终局性将始终是一个优点。但即使是最激进的仲裁倡导者，也不可能下此断言。其二，仲裁中的利益如此之少，以至于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忍受的，或者对速度和终局性的渴望超过了错误所带来的危险。但在某些案件中，争议金额如此之大，以至于缺乏对错误结果的纠正机制是不能接受的。考虑到跨国投资和贸易交往日益增长的规模和频率，这种关心特别适用于国际仲裁。 我国亦有学者指出，虽然一裁终局制度克服了诉讼程序周期漫长、效率低下和费用昂贵的弊端，但这种制度本身隐藏着由于仲裁员判断不公、枉法裁决而致使当事人申诉无门、纠错无方的风险，为了尽可能避免或及时纠正仲裁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有必要以司法监督作为救济措施。
2、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来看，由于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和相互独立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像法院系统那样彼此之间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一个仲裁庭通常不知道其他仲裁庭已就同一法律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因而若仲裁裁决不能上诉或不受司法审查，则存在不同的仲裁庭就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做出不一致决定的危险。这种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者所主张。A.Red fern和M.Hunte认为允许就仲裁庭裁决的法律问题提出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公共利益，特别是为了商人们的利益，法律应是确定的，尤其是对不同合同中相同词语的意义及效力，不同的仲裁庭不应有不同的裁决。
3、在仲裁实体问题涉及强行法时，因为仲裁裁决事项涉及法定权利（statutory rights），法院应监督其实体内容，以维护强行性法律规则的效力。这种理论主要由美国学者所主张。在美国，传统上可仲裁的权利限于当事人可自由约定的权利，国际仲裁的范围被认为不包括强行性国内法，诸如证券、反托拉斯、公民权利以及消费者保护法等，但现在的美国法已与传统立场分道扬镳，无论提出合意权利索赔还是法定权利索赔，仲裁都被视为诉讼的替代。 这一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的法律转变过程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完成的。当可仲裁事项的范围扩大至法定权利时，便产生了仲裁裁决应否遵守强行性法律的问题。当仲裁裁决被以仲裁员故意不适用法律为由而受到挑战时，在仲裁裁决有限的司法审查传统与保证法律正确和一致地被适用的独立公共利益之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对此，有人认为仲裁使法律的强行性规则遭到危险，为了维护这些规则的强制效力，联邦最高法院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改变源于强行性规则的权利可以仲裁的法院决定，要么要求对仲裁员就这些权利的法律裁决重新进行司法审查。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一些法院判例中，在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Mitsubishi Motors Corp.诉Soler Chrysler- Ply-mouth Inc一案中，法院在认定反托拉斯争议可通过仲裁解决的同时认为:美国的国内法院将有机会……保证强行法律执行中的合法利益得到处理。有人认为，在审查涉及法定权利的仲裁裁决时，法院通常拒绝仅仅依据仲裁员未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这一事实而推翻裁决，而只有在仲裁员显然漠视法律（manifest disregard of the law）时才推翻裁决。 目前，美国法院已出现了这类以显然漠视法律为由推翻仲裁裁决的司法判例。
4、以仲裁的契约性质以及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为由，主张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所约定的司法审查的范围，审查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有人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角度支持这种判例，Johnson先生认为仲裁程序是对争议之司法解决的自愿替代，由于仲裁协议是在自愿、合意的基础上对诉讼规则的放弃，当事人应当可自由决定对仲裁裁决审查的范围，只要这些范围不超出法院的管辖原则。就像当事人可以决定应遵循的机构仲裁规则一样，当事人也应当能够决定由法官审查仲裁裁决的法律错误。
（二）反对法院监督涉外仲裁实体内容的理论。
国内外理论界反对国内法院监督国际商事仲裁实体内容的主要理论观点，可概括为:
1、在仲裁的价值取向上，以仲裁的终局性和经济性为由，反对国内法院对仲裁的实体干预。这一点是国内外反对法院监督仲裁实体问题的学者普遍坚持的观点。众所周知，各国诉讼法普遍都设立了上述程序，其目的在于通过上机法院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以使双方当事人获得公正的判决，最终实现社会正义，但是纠正司法错误的程序往往过于缓慢而且耗资巨大。实践表明，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除了考虑仲裁的保密性、便捷性等优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直接获得一份终局裁决，以避免繁琐、漫长的上诉程序。许多商业人士认识到，进行缓慢而又耗费金钱的上诉程序对他们来说未必是明智之举。尽管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意味着当事人就此丧失了通过上诉程序来纠正裁决中可能发生的错误，从而获得公正裁决的权利，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同时也能给当事人带来明显的潜在利益，这无疑是要比上诉程序所带来的利益大得多。在商业人士看来，以放弃上诉权利为代价而获得裁决的终局性是完全值得的， 因为他们更注重经济效益。因此，法律应当对当事人，谋求裁决终局性的这一合法期待予以保护。各国立法者的任务就是寻求在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司法监督之间实现一种巧妙的平衡。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仲裁庭的决定应迅速经济地做出，并且在法律上是清楚的和精确的。不幸的是，世界并非是理想的。在裁决的终局性与合法性这两个冲突的目标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紧张关系。在国际层面上，法律必须平衡仲裁地法院的控制与仲裁程序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设想，选择将争议提交仲裁的当事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程序的优势与缺陷，并愿意承担仲裁员可能犯法律错误的危险，就像他们愿意承担事实错误的风险一样。 另一位学者也断言：仲裁是一裁终局，一锤定音，本身没有任何上诉、再审之说，即使仲裁裁决在适用法律或认定事实上有错误之处，依法也不可以寻求仲裁本身救济或司法救济。
2、在仲裁事项涉及法定权利时，一些美国学者表示了对法院干预实体问题所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心。这种担心在于，如果承认显然漠视法律可以作为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存在当事人通过提出无益的上诉，滥用法院审查国际裁决愿望的危险，这种滥用将损害仲裁的目的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有利于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这一公共政策。 1998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Halligan v.Piper Jaffray,Inc.一案中，依据《雇佣年龄歧视法》对一份仲裁裁决实施了实体审查。该仲裁裁决拒绝了原告Halligan的请求，实体上支持了被告Piper Jaffrey,Inc.，但未陈述理由。地区法院承认了该裁决。第二巡回法院在对争论的法律问题进行审查后认为，原告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strong evidence)证明他是因年龄而被解雇，据此撤销了地区法院承认裁决的命令。对此，有学者认为Halligan案反映了对法定权利仲裁司法审查的一种新趋势，其危险性在于这种趋势有可能扩展到法定权利之外的仲裁裁决的执行，这种扩展将损害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机制的仲裁。通过为败诉方挑战每一个仲裁裁决打开方便之门，并请求法院以其判决取代仲裁员的决定，这种扩展将破坏仲裁最基本的原则。
3、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仲裁的健康发展，既不能完全排除法院的监督，同时，法院又不能过度地干预和控制仲裁，所以，只能对仲裁进行有效的监督。即这种监督只能限于仲裁是否依据当事人选定的、理性化的仲裁程序规则。否则，不但使仲裁失去其本来目的，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会造成新的权力行使的恣意，压制权利主体的积极性。
（三）“程序监督论”与“实体监督论”的理论趋同性。
仔细分析以上各派的理由，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两种观点均强调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管“实体监督论”和“程序监督论”的基本观点分别是法院应当监督仲裁实体内容和法院不应当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但在激烈论争的过程中，两派学者也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陈安教授在论述法院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必要性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除非当事人间另有明文协议各自自愿放弃任何上诉权利，否则，决不应任意推断: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方式之后，即使面临错误的或违法的涉外终局裁决，也自愿全盘放弃了向管辖法院提出申诉和请求加以监督和纠正的权利。” 这段话表明，他虽主张法院对仲裁实施实体监督，但并不否认当事人协议排除这种监督的权利。肖永平教授在全面阐述“程序监督论”的同时也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当然，考虑到仲裁的契约性质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可允许当事人在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实质性审查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即允许当事人授权法院对裁决进行实质性审查。” 显然，他虽主张法院不审查仲裁实体问题，但并不反对法院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对仲裁进行实体审查。两位教授的上述观点存在惊人的相似，即他们都不反对把法院是否监督仲裁实体的问题交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程序监督论与实体监督论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趋同性。因为仲裁本身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合同要素和司法要素 。合同要素在于它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表现，必须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仲裁权的行使要受到当事人授权的性质，同时在存在合法仲裁协议的前提之下，司法的管辖权将受到排斥。同时，也正因为仲裁的契约性本质，决定了在整个仲裁过程中，仲裁庭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和物质手段以保障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也缺乏相应的权力确保仲裁裁决的执行。此外，由于仲裁是一种准司法行为，仲裁庭做出的裁决直接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而不容许当事人选择是否接受仲裁结果，因此，仲裁的基本正当性要求缺乏保障。在这些方面，仲裁都需要得到法院的支持与协助。所以说，必要的司法监督是整个仲裁具体制度的有效保障。显然，仲裁的这两个要素在程序监督论和实体监督论中都得到了体现，只不过前者既主张法院应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同时又不否认当事人协议排除这种监督的权利，实际上是主张英国式的“可排除性监督的模式”；而后者虽强调法院不应监督仲裁的实体内容，但也认为当事人可授权法院进行实体监督，实际上是主张法院原则上不监督仲裁实体但允许当事人协议扩大监督权的模式，即前文所说的美国式的“可约定性监督的模式”。两种观点依照各自不同的标准寻求着如何处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司法审查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达成仲裁制度的效益与公平两种要素之间的平衡，并且在承认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决定法院实体审查的意义这一问题上，两种观点达成了理论上的趋同性。
三、我国涉外仲裁司法监督制度之重构
在目前已有的关于国内法院应否监督国际商事仲裁的各种立法与实践模式中，我们赞同“可约定性监督的模式”，即应当允许当事人协议扩大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范围，在当事人明示协议的情况下，法院应有权审查国际商事仲裁的实体内容。而且，这种模式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判例的基础上，而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权利。然而，意思自治决不应是无限制的，否则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所以，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不能赋予当事人无限制地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权利，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应有制度上的界限。
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我国法院可按照以下的标准对涉外商事仲裁进行适度的监督（实体上的和程序上的）：
1、承认涉外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法院原则上不审查或者严格限制审查裁决的实体内容，只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
仲裁相对于诉讼而言有许多优势，有人将这种优势概括为:当事人享有极大的自主；程序灵活、富于弹性；程序快捷、费用低廉；专家仲裁；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保密性强；民间性；裁决执行基本上有保障。 所有这些优势都可能成为当事人选择仲裁的理由。此时若坚持对涉外仲裁进行实体方面的监督，则势必导致一裁终局成为一句空话，造成事实上的“一裁一审”，不利于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
2、在仲裁程序中，法院的监督以支持或协助涉外仲裁为主，且法院介入仲裁的范围以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事由为限，不得擅自扩大监督范围；在当事人和仲裁庭都不需要法院协助时，法院应采取“不干预主义”。
3、允许当事人通过订立协议的方式约定由法院对仲裁的实体内容进行监督，但必须在法条中明文规定约定的范围，以防止当事人对该权利的滥用。
4、法院对涉外仲裁的监督应坚持以促进仲裁发展为原则。

The Review and Reestablishment of Judicature Supervision Towar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Arbitration
By xiwei, langzhiguo

Abstract: It is still in theoretical dispute that if the court should supervise the entitative content. There are two opposite opinions named “the all-around supervision” and “the procedural supervision” at present. We think that the reform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supervision should beyond the narrow opposition between those two standpoints and return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ivil law-to respect the party’s true desires. Chinese judicature supervision towar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arbitr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mode of Non-supervision toward entitative content, except for the contract made by two parties.
Key words: Intern 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Arbitration; Judicature Supervision; The Parties’ True Desire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


石家庄市城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
2007-11-29 10:23:06
（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０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政工程设施管理，保障市政工程设施完好，方便群众生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石家庄市、县（市）、建制镇规划区及市政工程设施延伸地段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使用、维护和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市政工程设施包括：
　　（一）城市道路：车行道、人行道、环岛、分车带、路肩、边沟、街头空地、公共广场、代征道路用地及其附属设施；
　　（二）城市桥涵：桥梁、人行通道、涵洞、隧道及其附属设施；
　　（三）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管道、明渠、泵站，污水处理厂及其附属设施；
　　（四）城市防洪设施：防洪堤坝、泄洪渠、防洪设施用地、水文监测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五）城市道路照明设施：道路、桥涵、绿地的照明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　石家庄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根据职责负责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和管理。
　　县（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市政工程设施的建设、使用、维护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应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市政工程设施为载体建设的各类管线、构筑物，应与市政工程设施统一规划、同步建设。
　　第六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的设计、施工，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
　　第七条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应主持或参加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的设计审查，并与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参加设计会审。
　　第八条　新建、改建市政工程设施，严格执行经济、技术标准，接受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并实行保修制度
　　第九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应贯彻统一管理，分级实施，管养并重，逐步提高的原则。
　　第十条　市政工程设施建设维护资金应遵循先维护后建设的原则，列入城市建设资金计划。除政府投资外，可采用借款、贷款、合资、合作、受益者集资等方式筹措。
　　用借款、贷款、合资、合作资金建设的道路、桥梁、隧道及其他大型市政工程设施按规定收费偿还。
　　第十一条　市政工程设施实行有偿使用。道路占用费、排水设施使用费，用于市政工程设施的养护、维修和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　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审定，不得改动、拆除市政工程设施或改变其使用性质。经批准改动、拆除市政工程设施的，须承担其费用。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有依法使用、保护市政工程设施的权利和义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对保护市政工程设施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城市道路、桥涵设施管理
　　第十四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应加强城市道路、桥涵的巡视检查，并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实施养护维修，保证完好通畅。
　　第十五条　禁止占用城市道路、桥涵和代征道路用地。占用城市道路设置的集贸市场、经营网点、停车场等应根据城市规划，限期迁移或拆除。拆除前由经营管理者承担市政工程设施的维护费用。
　　第十六条　确需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向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交纳道路占用费和保证金，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纳交通管理费。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不得超过面积和期限，终止占用应清理现场，恢复原状。
　　第十七条　在人行道、公共广场、桥体或道路护栏设置广告，须持有关部门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占用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　严格控制挖掘城市道路。确需挖掘城市道路的，应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签准的有关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并按规定交纳道路挖掘修复费、保证金和交通管理费。
　　因抢修地下管线急需挖掘城市道路的，可先行掘路施工，同时报告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并于二十四小时内补办挖掘手续。
　　第十九条　新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五年内禁止挖掘。大修后的城市道路三年内禁止挖掘。禁止在每年十一月十五日至翌年三月十五日和全市重大活动前十五日至活动结束期间进行挖掘。确需挖掘的，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挖掘手续。经批准挖掘的，加收一至三倍挖掘修复费。
　　第二十条　挖掘城市道路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核定的位置、范围、期限施工；
　　（二）过路铺接地下管线应顶管施工，不具备条件的分段开挖；
　　（三）施工现场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警示标志，围场作业、文明施工；
　　（四）遇管线冲突，应立即停止施工，并报告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五）横破主干道管线工程完工后三日内，其他道路五日内修复路面，并保证质量
　　第二十一条　禁止机动车、畜力车在人行道上行驶和在非指定地段停放；严禁在铺装路面、桥涵上焚烧物品、拌合砂浆及损害城市道路、桥涵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二条　城市桥涵保护范围内禁止爆破、挖坑取土、修建影响桥涵功能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
　　依附城市桥涵架设管线或设施，须持有关部门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占用审批手续。
　　第二十三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在城市主要道路、桥涵设置限载、限高、限宽标志。
　　超载、超高、超宽车辆或履带车通过城市道路和桥涵，须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采取安全措施后，按要求行驶。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代征的道路用地，应在办结征地手续后，及时将道路用地和地籍产权资料移交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
　　第二十五条　城市道路上设置的各类井盖必须符合与路面的衔接标准。达不到标准的，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签发限期改正通知单，由产权单位改建、整修。井盖丢失、损坏的，产权单位应及时补装、修复。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收购无产权单位证明的城市排水井盖、井篦。
第三章　城市排水、防洪设施管理
　　第二十六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应加强城市排水、防洪设施的维护管理。排水设施出现堵塞溢流影响交通或生产、生活时，应及时采取措施，排除故障。
　　每年汛期前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应对城市排水，防洪设施进行专门检查和维护，保持排水畅通。
　　第二十七条　凡直接或间接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水的单位或个体经营者，须经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领取《排水许可证》后，方可排水。
　　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自建的排水管道与城市排水设施连接，须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接管审批手续。
　　第二十九条　向城市排水设施内排放污水的单位或个体经营者，须按规定交纳排水设施使用费。
　　第三十条　排入城市排水设施的污水，应符合《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应定期监测污水水质、水量，并建立水质、水量档案。
　　第三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的下列行为：
　　（一）向泄洪渠内排放污水，漂洗有毒有害物品；
　　（二）向排水管道、明渠内排放含有固体、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强酸强碱的污水和倾倒垃圾、水泥砂浆等污物；
　　（三）在排水断面内筑坝、设闸、横穿管线等；
　　（四）在排水明渠、泄洪渠用地范围内搭棚建房、堆放物料、倾倒垃圾、挖坑取土、种植、掩埋及其他损害排水、泄洪设施。
　　第三十二条　跨越、穿越排水明渠、防洪设施架设、埋设管线或修建构筑物的，须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
第四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三十三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应加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维护管理。出现故障或损坏时，及时抢修，恢复照明。亮灯率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第三十四条　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和园林绿化管理部门应按照兼顾线路安全和树木生长的原则，共同维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正常运行。
　　城市道路照明线路先于树木架设的，由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负责修剪。晚于树木架设的，由园林绿化管理部门修剪，费用由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承担。
　　树木严重危及照明设施安全运行的，市政工程设施管理单位可自行修剪，并同时通知园林绿化管理部门。
　　第三十五条　悬空架设线路与已建的路灯专用线路交叉时，应符合安全距离。
　　第三十六条　严格控制利用路灯灯杆悬挂广告。需悬挂时应持有关部门批准文件，到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占用审批手续。
　　第三十七条　禁止利用路灯灯杆架设其他线路和接用电源，或在照明设施周围堆放杂物，搭棚建房以及从事有损照明设施安全、有碍维护作业的行为。
　　损坏道路照明地下电缆和城市照明设施的，应立即报告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并保护现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补交道路占用费，并处每日每平方米十至五十元罚款。损坏市政工程设施的应当修复或赔偿。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并处路面修复费四至六倍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条其中之一项、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其中之一项、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赔偿损失，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未经批准，在市政工程设施范围内，堆放物料，摆摊设点，施工作业，搭棚建房等，并在责令期限内不按规定清除的，由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清除。
　　第四十三条　对破坏、盗窃市政工程设施，非法收购城市排水井盖、井篦、道路照明器材的，除给予经济处罚外，并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五条　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市政监察人员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石家庄市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０日起施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发布的《石家庄市市政设施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停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