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管理工作若干制度
司法部
劳动教养管理工作若干制度
1992年8月10日，司法部
引言
第一条 为了对劳动教养人员实行依法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科学管理，促进劳动教养人员矫正恶习，转变思想，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根据劳动教养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的要求，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 升挂国旗制度
第二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规定升挂国旗。
第三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每周举行一次升旗仪式，由劳动教养工作干警组织和带领劳动教养人员进行。
第四条 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加者应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奏国歌，或唱国歌，并可宣誓。
第五条 升降国旗，应徐徐升降。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不得使国旗落地。
第二章 安全管理制度
第六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安全管理工作的重点是防止劳动教养人员逃跑、自杀、闹事、骚乱、暴动等重大恶性事故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防止外部人员袭扰、破坏。
第七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场所安全管理工作在所长领导下进行，分管副所长协调管理部门与其它有关部门抓好安全管理工作。
第八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建立安全工作会议、劳动教养人员思想动态分析、监控力量使用和管理、重点人员管理、干警带班、值班和安全检查等安全管理工作的各项制度，明确规定岗位责任。
第九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建立统一有效的指挥系统，制定应付所内各种突发事件的方案，组织应付突发事件的机动力量，配备各种必要的装备、器材，保持良好的戒备状态，对突发事件能做到快速反应。
第十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经常进行安全检查，收缴违禁品，消除不安全因素。
第十一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具备基本的安全警戒条件，修建围墙，配备必要的照明、监控、报警装置和防暴器材。
第十二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与当地人民政府、驻军、武警、企事业单位、民兵组织协商制定联防制度，协调防范，确保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安全。
第十三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对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发生事故的应当认真调查处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章 现场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领导和管理部门应当经常深入中队、大队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指导基层处理各种问题。
第十五条 中队干警必须对劳动教养人员学习、劳动、生活的场所实行现场管理，直接进行检查、督促、处理各种问题。
第十六条 现场管理工作必须由干警担任，严禁由劳动教养人员代行管理职权。
第十七条 劳动教养工作干警应当按照规定，严格交接班，保证对劳动教养人员不间断的直接管理。
第十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处）应当制定统一的现场管理制度，规定劳动教养人员活动的范围，劳动教养管理所机关科室、大、中队干警现场管理职责，现场管理的内容、方法和要求。
第四章 分级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对劳动教养人员实行从严管理、普通管理和宽松管理三级管理制度。
第二十条 对分级管理中劳动教养人员的待遇，根据有关规定实行区别对待。
第二十一条 不同级别管理对象的条件和处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处）统一制定。
第二十二条 实行分级管理的建制单位的规格，由劳动教养管理所自行确定。
第二十三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根据劳动教养人员的一贯表现和在所执行期间的现实表现，综合分析确定管理等级，并根据劳动教养人员的现实表现情况定期评定管理等级，实行动态管理。
第二十四条 评定劳动教养人员管理等级的工作由中队负责。中队应当根据统一标准，定期组织劳动教养人员自报等级，民主评议，中队研究提出意见报大队或劳动教养管理所审核批准，向劳动教养人员宣布并登记报送所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向劳动教养人员宣布管理等级后，应当立即执行相应的管理措施，使劳动教养人员进入该级管理。
第五章 民主管理制度
第二十六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让劳动教养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过一定的民主生活，中队可以建立“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管会”）。
第二十七条 “民管会”是在干警直接管理下的劳动教养人员参与管理、实行自我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民管会”应当在干警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二十八条 “民管会”的委员由表现好、办事公道、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劳动教养人员担任，经过民主推选，由中队决定。
第二十九条 “民管会”的主要任务是征求和反映劳动教养人员对管理教育、生活卫生、生产劳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协助干警进行学习宣传、纪律监督、生活卫生、生产劳动、文体活动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
第三十条 中队应当对“民管会”委员加强教育，认真监督，严格考核，定期轮换。
第三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处）应当对“民管会”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
第六章 请示报告制度
第三十二条 劳动教养机关应当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准确、及时地反映管理工作中的情况和问题。
第三十三条 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遇到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问题时，应当及时向上级主管机关请示；重大问题应当逐级请示，直至请示到司法部。
第三十四条 遇有紧急情况，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处理解决；事后立即报告。
第三十五条 遇有下列重大情况之一的，应当及时电话上报上级主管机关直至部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并认真调查处理，写出书面专题报告：
（一）劳动教养人员暴乱、行凶杀人、聚众闹事等重大案件；
（二）劳动教养人员中发生三人（含三人）以上集体逃跑、重大疫情、中毒、爆炸、伤亡等重大事故；
（三）干警严重违法乱纪致劳动教养人员死亡的案件；
（四）冲击劳动教养场所，劫持劳动教养人员事件；
（五）与所外单位群众发生重大纠纷；
（六）其它重大紧急事件。
第三十六条 有关管理工作的各项业务报表，应当专人负责综合、统计，准确无误，经主管领导审核后，按时上报。
第七章 中队管理工作制度
第三十七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工作制度。中队根据上级的要求制定年度和阶段目标。管理教育、生产劳动、生活卫生以及干部管理等项工作应当制订切合实际的指标。
第三十八条 中队干警实行岗位责任制。全体干警应当严守岗位，相互配合，协调一致。
第三十九条 坚持干警对劳动教养人员直接管理制度。干警应当深入劳动教养人员活动现场，实行面对面管理，带领或组织劳动教养人员进行训练、学习、劳动、文体活动，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改造情况，监督检查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处理劳动教养人员的各种纠纷和突发事件。
第四十条 严格值班制度。中队干警应当轮流值班，值班干警应当深入现场，坚守岗位，严格交接班手续，做好值班记录。
第四十一条 坚持会议制度。中队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定期召开下列会议：队务会，思想动态分析会，讲评会，碰头会。
第四十二条 坚持请示汇报制度。凡重大问题应当按规定处理，事前要请示，事后要汇报，不得隐瞒不报。请示汇报必须实事求是，及时准确。
第四十三条 基础资料管理制度。中队应当按规定管理劳动教养人员的档案副卷；建立必要的簿、册、表、卡，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建立各种登记制度，做好基础资料的积累、使用、归档工作。
基础资料管理工作务必做到及时、准确、全面、细致，中队领导应当经常检查。中队基础资料要长期保存，需清理销毁的部分，应按劳动教养管理所统一规定办理。
第四十四条 中队必须建立以下登记簿册：
（一）干部值班日志（日碰头记载簿）；
（二）中队会议登记簿；
（三）劳动教养人员花名册（含异动情况）；
（四）劳动教养人员思想动态分析（排队摸底、重点人员登记）记录簿；
（五）安全检查登记簿；
（六）劳动教养人员所外执行、所外就医登记簿；
（七）劳动教养人员放假、准假登记簿；
（八）劳动教养人员会见登记簿；
（九）劳动教养人员申诉、提请复议、诉讼登记簿；
（十）劳动教养人员坦白检举登记簿；
（十一）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含禁闭、使用戒具）登记簿；
（十二）劳动教养人员逃跑、所内作案、重大事故登记簿；
（十三）劳动教养人员信件、邮包登记簿；
（十四）劳动教养人员财物管理登记簿。
第四十五条 以上表、簿、册应当由专人负责，妥善管理，注意保密。
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表、簿、册格式由司法部统一制发。
第八章 队列训练制度
第四十七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当对劳动教养人员进行队列训练，使他们树立遵纪守法和集体主义观念。
第四十八条 队列训练大纲和计划由劳动教养管理所统一制定，可以参照解放军队列条令的规定选择训练课目，制定考核标准。
第四十九条 队列训练应当由干警指挥。队列训练以中队为单位组织实施，按训练大纲和计划完成训练任务。年训练时间不得少于150小时，日平均不得少于30分钟。
第五十条 进行队列训练时，劳动教养人员应当服装整齐、精神饱满、姿式端正、排列有序、动作准确、口号洪亮。
第五十一条 劳动教养人员必须参加队列训练，对无故不参加者应批评教育或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因病伤不能参加训练的，应当由医疗部门出具诊断证明。队列训练的成绩列入劳动教养人员考核内容。
第五十二条 劳动教养人员集体活动，必须列队进行，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日常活动应当做到二人成列，三人成行。
第五十三条 劳动教养管理所应定期举行队列会操，对优胜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第九章 财物管理制度
第五十四条 劳动教养人员个人所有的现金、票证、贵重物品和其它不宜个人保管的物品，由劳动教养管理所代为保管。经中队领导批准，劳动教养人员可以支取少量现金购买日用品和食品。
第五十五条 劳动教养人员的财物由所在中队指定干警专门保管。对代为保管的财物应当及时查验登记，写清名称、规格、牌号、数量、特征等项目，由保管干警和劳动教养人员在登记簿上签字，并给劳动教养人员开出收据。
第五十六条 代管劳动教养人员的财物，应当做到帐目清楚、手续齐全、严防损坏丢失。对损坏、丢失的，应当照价赔偿。
第五十七条 劳动教养人员解除或者撤销劳动教养时，保管干警凭《解除劳动教养证明书》或《撤销劳动教养决定书》和财物保管收据，依《劳动教养人员财物管理登记簿》逐项发还。
第五十八条 劳动教养人员拟邮寄或委托亲友带回财物的，经中队领导批准，保管干警可依登记核发其财物。保管干警和劳动教养人员应当分别在登记簿上签字，并留底备查。
第五十九条 劳动教养人员调转执行场所或者被逮捕的，保管干警依据登记簿、收据与劳动教养人员核对无误后，将财物转交给有关单位。
第六十条 劳动教养人员死亡的，代管财物列入遗物一并处理。
第十章 档案管理制度
第六十一条 劳动教养人员档案由劳动教养管理所管理部门（或专门档案室）和中队设专人管理。
第六十二条 劳动教养人员档案分为正卷和副卷。正卷由劳动教养管理所管理，副卷由中队管理。
第六十三条 劳动教养人员档案正卷应包括：《劳动教养决定书》、《劳动教养通知书》、《劳动教养人员登记表》（含照片指纹）、《劳动教养综合结案材料》、《劳动教养人员死亡鉴定》、《解除劳动教养证明书》（副页）、《解除劳动教养鉴定表》以及《撤销劳动教养决定书》、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裁定、判决书等。劳动教养人员档案副卷应包括：《劳动教养所外执行呈批表》、《劳动教养所外就医呈批表》、《劳动教养人员奖惩呈批表》，以及考核、评比、总结、鉴定、坦白检举等材料。
第六十四条 劳动教养人员档案材料应用钢笔或毛笔书写，一律使用蓝或黑色墨水，字迹要清晰、规范。
第六十五条 劳动教养人员解除劳动教养、撤销劳动教养或死亡后，档案正卷和副卷应合并整理归劳动教养管理所统一保管。
法律信仰危机——法律价值的缺失
金涛
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律之所以能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不仅仅是对强力的屈服，也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法律体现了整个社会基本价值评判标准，是因为在法治中法律具有其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 法律因此而在社会生活中有较地运行，并扮演着秩序的维护者和正义的守护着的角色。
但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对法律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不尊重，甚至是蔑视！中国出现了法律信仰危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在专制集权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是因为法律是少数统治者为其利益而制定的统治工具，在那样的社会中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 ，因此对法律的服从是出于一种畏惧而非自愿。并且至少在强力之下，法律的运行相对而言还是较有效率的。但是，现在所出现的情况与以往不同——人们不仅不相信法律，甚至连对法律最起码的尊重与畏惧都没有了，所有的只是冷漠与蔑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有转形时期社会变革的原因，也有对外开放制度变革的因素，但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的形式价值（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的缺失。作为法的一种形式价值，权威性指的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法律的支配，法律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普遍性指的是不因人设法，用一般性规则来调控所有人的同类行为；统一性指的是保持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消除矛盾和混乱；完备性指的是实现有法可依，在应由法律加以调整的行为领域消除法律空白和漏洞。
在中国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除，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备；经济体制改革迅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下，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所剩无几。
一、法律权威性的缺失
1、 宪法的软弱无力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是有至高无尚的神圣地位的。如果把法律体系比作一个王国，那么宪法就是一国之君，其神圣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其权威性不可被否认。但是在我国宪法的形式意义多于实质意义，政治意义多于法律意义。宪法就象是一个被夺了权的君主，有其名而无其实。而追根究底就是因为我们的宪法缺乏可诉性，且没有一套完备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触犯的，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国家强制力保障而不能被实施、执行的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基本的法律规则，也是常识。但是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程序，惟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和效力最高的宪法却不可以，从1954年宪法至今都是如此。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也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仅成了一种摆设，在平常人心中宪法不过是个空架子摆了，而在权力阶层之中它更是一纸空文而已。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宪法之无可诉性也正是源于其形式性和浓厚的政治性。因为其形式性，宪法的实质内容就被忽视了；因为其政治性，宪法成了一只烫手的山芋、棘手的刺猬没人敢碰，即便有人敢诉，也没人敢受诉，即便有人敢受诉，多数情况下也会被上层否定，且会惹得一身骚。如此宪法的权威性何从谈起？！
2、 立法机关的作用被弱化
我国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监督国家生活的运行。立法本是件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但是，作为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年极其之短不说，其代表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也并不高：甚至曾有不识字的劳动妇女连续担任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竟以此为骄傲而用为表现我国民主的典型加以大力宣扬。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法制建设队伍的重要生力军的律师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销声匿迹多年。也正因如此，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及其对法律的监督审查作用被大大地削弱了。
3、 法律的非大众化（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
法律的非大众化是造成法律权威性缺失的又一原因。由于法律的非大众化，法律无法在平民阶层中扎根，以至无法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在百姓中的权威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非大众化的原因有二：诉讼成本高，执行不力；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
就我国阶段而言，诉讼成本由三部分组成：正常成本、非正常成本和额外成本
a、 正常成本：诉讼费用、律师费、车马费、误工费
这些成本是普通诉讼中一般所需付出的。
① 诉讼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收费办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三种。受理费用又分为财产案件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受理费。其中有关财产的案件是根据财产的价额或金额按规定比例征收诉讼费用，非财产案件则按件收费。若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或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还要交纳一定的申请费。此之外，在实际财产案件的诉讼中当事人还要负担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时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补助费以有其它在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
② 律师费：当前，中国的律师收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限定，而是各地区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定价的。拿浙江杭州某律师事务所为例，一般案件的代理费用是1800元起，劳动争议案件50元／件。
③ 车马费、误工费：这是当事人因处理与案件相关事宜的需要所必然要付出的成本。
b、 非正常成本：这种成本不是法制建全的国渡所存在的，但却是我国不少地区当事人在打官司时必然要付出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及与案件有关的权力人员的吃拿卡要行为。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远大于打官司所需的正当成本。
c、 额外成本：在当前的环境与体制下，诉讼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遍。同时，错案率居高不下，当事人因上诉、申诉而不得不承担的误工费用、车马费用也相当可观，而由此给当事人所造成的精神压力更是使当事人畏而怯步。
高额的诉讼成本已成为阻怯当事人进入司法救助的高门砍，寻求司法救助不仅没能使当事人得到利益，反而使其产生更大的损失。而当前对案件判决的执行不利更是使当事人雪上加霜。除此之外，我国现阶段各种法律服务资源的稀缺使法律服务的价格居高不下，使得寻常百姓很难接近。这都使得法律与普通大众越来越远。
二、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1、 地方保护主义
当前的司法、行政体系，使得司法地方化现象严重。而立法权的下放与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缺位导致因地设法，因地执法，用区别性规则来调控不同人群的同类行为，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2、 身份立法（所有制歧视、国别歧视特别是对内歧视）
由于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都是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政治上标榜人民民主专政，对除公有及集体财产之外的其他性质的财产都毫不掩饰地实行正向歧视。即便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在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今天，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仍然实行对非公有财产实行区别对待，而形成了国内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实际不平等。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本国经济，我们就一直把引进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地方则在中央的基础上推出了更为优厚的待遇。直至今天出现了有些地方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赔本赚吆喝”。如东部某地，政府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买给外商的价格仅为10-20万／亩，而买给国内开发商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则达100万／亩，从差价中弥补损失。
基于上述两种情况，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因所有制的关系，国家在行业中对外资实行歧视待遇；因发展经济地需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内资实行歧视待遇。这种双向歧视则是因人立法、执法的结果，也导致了法律普遍性的缺失。
3、 法律之外的特权阶层
除上述的不平等外，还存在着一种隐性的不平等——权力阶层的存在。
虽然法律的规定是平等的。但是法律赋予了社会的一定阶层以一定的权力，但是又没有为这种权力的行使设计一个合理的监管制度。权力和资本一样，也具有聚集效应，只要有寻租的空间，就会最大化地转化为利益。现行制度中的监管漏洞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环境，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现实的特权阶层——权力阶层。
法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概念——“法律无用”。
三、法律统一性的缺失
1、 地方立法盛行——立法战国时代
我国的地方立法权是比较大的。由于数字考“官”制度的存在使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团；同时也由于不存在违宪审查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并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职能也形同虚设。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立法也进入了战国时代：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或为了本地方利益或为了本集团利益，不惜违背全国性的基本法律争相立法，相互抗衡。这使得到不同的地方办案、打官司都首先得熟悉当地的土“法律”，打官司成了打“管辖权”。法律的统一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2、 新法与旧法的冲突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计划经济的影子尚未消去，市场经济的体制也尚未健全。我国加入WTO后，法制转型速度虽在加快，但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尚未完全消除，同一个案件，由不同的法官采用不同的法律进行审判，其结果可能就是完全相反的。这不仅使法律缺乏了应有的稳定性，也造成了法律的不统一。
四、法律完备性的缺失
虽然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但是总得说来还是粗细条的。我国的法制尚在发育期，谈不上完备也就更谈不上成熟了。
从总体上来看，未形成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宪法中未能较全面地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子法中也就更谈不上保护了。不仅如此，我国各部门法律、法规、规章甚至有对宪法公然的违背，但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对此进行纠正，现实对经此也无可奈何。
局部而言，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较全面地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不少的新兴领域或次新兴领域都没有相应的法律的规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从而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公平。
上文所述都是从法律的形式价值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的。总结而言，目前我国法律信仰危机的产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产物的规模是可大可小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并处理这个产物。对于法律信仰危机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并且必要视其为洪水猛兽。法律是一个社会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连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严都荡然无存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以岌岌可危了。
法律的形式价值归根到底在于法律的权威性，普遍性、统一性和完备性最终都是为了树立法律的权威性而服务的。由此，我们则有必要并且应首要地确立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并且使其具有可诉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统一全国的法制，建立起以宪法为中心的宪政法律体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宪法的实施。同时还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健全部门法律体系，建立一个廉洁廉政的司法、行政体系，降低法律的准入门槛，切切实实地把法律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重树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