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用毒药、限制性剧药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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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通知
劳动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劳资、教育管理部门，解放军总后勤部生产管理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将于1996年9月1日实施。为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特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职业教育法》的学习和宣传工作
根据《教育法》和《劳动法》制定的《职业教育法》，是第一部专门规范职业教育活动的法律，也是与《劳动法》配套的重要法律。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是关系到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大事，对促进职业技能开发和
就业工作，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好《职业教育法》的学习和宣传工作。指导各类职业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活动，全面理解和正确掌握《职业教育法》的精神实质；利用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广泛进行宣传，强化全社会对
职业教育战略地位和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重要意义的认识，引导各有关方面自觉遵守和执行《职业教育法》。同时，要大力宣传、推广职业教育的典型经验和做法，鼓励和表彰职业教育工作的先进单位和工人技术能手、岗位技术标兵，努力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重视职业教育、尊重技能人
才的氛围，为《职业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推动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紧密结合
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各级劳动部门必须把发展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要建立职业需求预测制度，运用预测分析方法，引导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和调整专业设置。要大力开展职业指导和职业道德教育，将职业指导课程和职业道德教育列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增强职业介绍机构的服务功能，将接受职业教育的人
员输入人才资源信息库，推荐和介绍他们尽快就业与上岗。
要积极引导各类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进一步拓宽培训领域。当前要配合再就业工程和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有序化工程，积极承担企业职工在职培训，富余人员转岗培训，失业职工转业培训和城镇失业青年、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就业前培训等任务。要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职业培训与
技术服务，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开展职业培训，积极帮助妇女、残疾人接受职业培训。
要抓紧在现有重点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中建设一批兼有职业需求预测、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咨询指导等多种功能并与职业介绍紧密联系的综合性职业培训基地，形成培训为就业服务、培训与就业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发挥其示范和辐射作用。在有条件的地区，要组织和
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培训联合体、集团化等多种形式，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效益。
要结合劳动用人、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激励机制，调动广大劳动者参加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为提高其就业能力和工作能力创造条件。
三、深化职业培训机构改革
职业培训是劳动事业的重要内容，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继续深化职业培训改革，切实加强对职业培训的管理，建立督导评估制度，完善职业培训体系。
要进一步深化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改革，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灵活开放的办学机制。在培训层次上，将初、中、高级技能培训结合起来，根据培养目标和用人单位的要求，确定专业设置和培训期限；在培训内容上，要适应经济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突出操作技能的训练
，实行产训结合，搞好实习基地建设；要改革招生办法，加快进行职业能力测试的招生考试试点工作。要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经济发展对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加快高级技工学校建设，并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落实相应的经费、招生和毕业生待遇等相关政策。
各级劳动部门要在进一步贯彻《劳动法》的基础上，按照《职业教育法》的要求，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类职业培训机构，为其提供必要的指导与服务，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政策扶持；同时要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规范职业培训活动。
四、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新型职工培训制度
各级劳动部门要与经济管理和行业主管部门紧密联系，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加强对企业建立新型职工培训制度工作的指导，督促企业将职工培训工作列入本单位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纳入企业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推动企业结合生产实际需要，开展技
术等级达标培训、岗位培训、班组长培训和高新技术培训。加强高级技工和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培训，逐步建设一支以中级工为主体，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基本满足需要，结构较为合理的企业职工队伍。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改革学徒培训制度，探索建立新型学徒培训模式。要指导企业
建立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和技能型人才表彰制度，鼓励职工努力钻研技术，走岗位成才之路，提高职工队伍的技术素质。
五、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国家职业分类和职业技能标准，规范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和培训内容，做好各类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毕（结）业生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劳动部门要会同教育部门，做好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毕（结）业生的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要注意搞好职业
教育教学内容与鉴定要求的衔接。
要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技能鉴定质量保证体系，加强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管理，规范鉴定行为，保证鉴定质量。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从事技术工种劳动者就业上岗前必须进行培训”的有关规定，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落实从事技术性强、通用性广以及涉及生命财
产安全和消费者利益的关键岗位、技术（特种作业）工种劳动者实行准入控制的政策。
职业资格证书要作为职业介绍机构择优推荐就业和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凭证。职业介绍机构要严格把关，对未经培训和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不能介绍其到技术工种岗位就业。各级劳动部门要切实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察，保证技术工种岗位持证上岗制度的落实，推动职业教育的
发展。
六、加强师资队伍和教材建设
各级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做好本地区、本部门职业培训师资队伍建设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强教师，特别是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培养。建立职业培训教师定期培训制度。同时要通过建立包括社会各方面的技师、高级技师等能工巧匠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师资人才库，建立相对稳定
的兼职教师队伍。探索新的教师任用办法，进一步拓宽职业培训教师来源渠道。
要结合职业培训的特点，依法加强对职业培训教师的规范化管理，推行考核和上岗资格证书制度。同时，要进一步落实提高职业培训教师待遇等方面的政策。
要加强职业培训教材开发和教学研究。要搞好统筹规划，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针对性地组织编审适应职业培训需求的各类教材，扩展教材门类和品种。要建立教材评估、审定和推荐制度，加强教材出版和发行工作，促进教材质量的提高。要广泛地开展职业培训理论和教学研究，采
用先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积极开发和运用模块式技能培训教材、音像教材，认真组织好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七、多方筹集经费，发展职业培训事业
各级劳动部门要依据《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多方开拓职业培训经费来源，增加职业培训经费投入，完善办学条件。要努力使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用于举办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等职业培训机构的财政性经费得到落实，并根据工作需要有所增长；要积极争取当地人民政府
安排一定数额的经费（包括教育附加费的一定比例）用于发展职业培训事业；还要通过银行贷款、社会捐助、国际合作等多种渠道筹集职业培训经费。同时，进一步使用好就业经费和失业保险基金中按规定提取的就业训练费和转业训练费。
要指导企业依法承担本企业职工培训经费。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应主要用于在职职工的提高培训和转岗、转业培训。对未按规定用足职工教育经费和未开展职工培训的企业，当地劳动部门应进行督促检查，拒不改正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收取企业应当承担的职工教育经费，专项用于
职业培训。
技工学校和就业训练中心等职业培训机构可以对培训生适当收取学费。收费标准由省级劳动行政部门联合当地物价、财政部门确定。还可设立奖学金，奖励优秀学员。鼓励职业培训的生产实习基地在保证生产实习教学的基础上，从事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增加收入，补充办学经费不足
。
八、切实加强对职业培训工作的领导
各级劳动部门要根据国务院确定的职责分工，结合贯彻实施《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的要求，依法加强对职业培训工作的综合管理。对已出台的部颁有关规章，要进一步抓好贯彻落实和监督检查，促使职业培训工作尽快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要重点加强职业培训工作队伍和工
作制度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整体水平。
各省级劳动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劳动部《劳动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劳部发〔1996〕177号）确定的就业和职业技能开发工作的目标和内容，抓紧制定本地区、本部门的职业培训规划，积极争取当地人民政府的重视，列入地方、部门社会经
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要加强与教育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联系与协作，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作用，齐心协力，推动职业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1996年6月6日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判例
　　内容提要: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排除所有非法证据，为此，法律应明确哪些必须排除，哪些可以不排除。然而，法律规定的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人们不能奢望立法者制定出包罗万象且尽善尽美的法律规则，因此只能由司法者在实践中面对具体案件时进行解释性适用，而司法判例就是这种适用的最佳方式。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还是从查明事实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必要的。近年来，笔者主持了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在各类证据中，被告人的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择“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一种证据的调查对象占37％；选择“刑讯逼供”是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因素的调查对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嫌杀人的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这表明，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以刑讯逼供为主要目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刑事错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包括两项基本内容，或者说，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非法证据的界定，即什么是非法证据；第二是非法证据的处分，即是否排除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但是立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灵活性，从而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非法证据界定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等于说要排除所有非法证据，在世界上那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完备的国家，非法证据也并非一律排除。因此，笔者先讨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再讨论非法证据的处分问题。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使用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2]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违反这条规定获取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表述，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至于这两条规定之间的差异，笔者在后面还会讨论。第二，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收集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按照这条规定，如果讯问不是由侦查人员进行的，或者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的，或者没有按规定在看守所内进行的，所获得的口供就属于非法证据。

　　初看起来，上述非法证据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仔细考究，又会发现其中还有模糊之处。例如，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威胁、引诱、欺骗？什么是其他非法的方法？由于法律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或说明，人们只能按照常识来解释甚至揣测。然而，人们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揣测可能大相径庭，于是在认定非法证据的时候就会出现莫衷一是和标准不一的现象。例如，有人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有人则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有人认为“精神折磨”也属于刑讯逼供，有人则不以为是。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3]但仍有模糊之处，因为它并未列举构成“精神折磨”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案件的审讯中，人们对于方法、手段的合法性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赵作海冤案中，侦查人员昼夜连续审讯，而且在赵作海昏昏欲睡时在其头顶放鞭炮。这种方法是否属于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在审讯时对赵作海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我就开车拉你出去，在车门一脚把你跺下去，给你一枪，就说你逃跑。这是不是威胁？[4]在佘祥林冤案中，由于佘祥林在承认杀妻之后不能正确说明杀人的过程，侦查人员就提示说，就算你把尸体沉在水中，我们把水塘的水抽干，也能把尸体找出来。这是不是引诱？[5]众所周知，许多侦查人员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都会对犯罪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是不是欺骗？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语言应该具有精确性，以便社会成员明确地知晓法律的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程度就标志着立法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然而，社会情况是复杂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要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持续的生命力，其语词就不得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国际法律语言学协会第四任主席约翰·吉本斯教授指出：“因为这些（法律）文件是如此具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在措词上的准确无误十分重要。如果它们的措辞过于严格，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一些不适当的、不必要的限制。如果它们在措词上过于宽松，则又可能会让一些令人生厌的行为获得认可或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根据巴提亚（Bhatia）（1994），精确（precision）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得以形成的驱动力量。精确不一定就意味着极度清晰—它也可能包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6]中国也有专家指出：“有时，人们把模糊性看成一种物理现象。近的东西看得清，远的东西看不清，一般地说，越远越模糊。但是，也有例外情况：站在海边，海岸线是模糊的；从高空向下眺望，海岸线却显得十分清晰。太高了，又模糊。精确与模糊，有本质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两者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也可相互转化。所以，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7]

　　法律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一般来说，法律语言的主要含义应该相对明晰，而边缘含义则可以相对模糊，或者，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例如，上文所说的“刑讯逼供”，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语词含义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遇到特殊情况时，这个语词又具有了模糊性。《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的方法”确属模糊概念，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司法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只好采取这种模糊处理的方法，因为语言的模糊性可以保证其适用的普遍性。至于这种模糊性是否合理或必要，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灵活性

　　立法机关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单纯考虑打击犯罪和查明事实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越少越好。如果单纯考虑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是越多越好。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努力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重价值取向中寻求平衡。基于多种价值观念的考量，世界各国一般都对非法证据采取区别对待的处分方式。这就是说，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既不一律排除，也不一概采纳。这有几种情况：第一，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非法证据，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区别对待不同程度的非法取证，例如，严重违法或严重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法或轻微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种类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例如，一般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恐怖、暴力等严重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则可以不排除。

　　采取区别对待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另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的。例如，按照英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非法获得的证据分为“法定不可采纳”和“法官自由裁量不予采纳”两种。前者一般指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后者指警察以欺骗等不太严重的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刑事大法典》（Corpus Juris）建议稿，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违法取得的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如通过刑讯逼供或违法搜查取得的证据；第二类是违规取得的证据（irregularly obtained evidence），如违反律师在场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第三类是不当取得的证据（improperly obtained evidence），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谎称在实施犯罪的手枪上已发现了他的指纹印，从而获得了嫌疑人认罪的口供。[8]如此区分的目的是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非法证据。对于第一类，欧盟成员国一般都要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对于第二类，欧盟成员国可以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也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对于第三类，欧盟成员国都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于可以采纳的非法证据还采取了降低证明力的处分方式。2010年出版的《欧盟国家在刑事案件中跨境收集和使用证据》一书的作者曾经对欧盟成员国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国法律的规定是把非法证据作为不可采纳的证据还是作为应该降低证明力（reducing itsprobative value）的证据。该书作者把有关规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对无效规则或严格禁止性规则，即明确规定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纳；第二类是相对无效规则或贬损可靠性规则，即规定某些证据的非法性会影响到证据的可靠性。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80-90％的成员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规则；在80％的成员国中，第一类规则都属于制定法规则（statutory rules），其他国家则包括学理性规则（jurisprudential rules），而第二类规则多属于学理性规则。对于那些贬损可靠性的非法证据，有些国家规定自由裁量排除，有些国家允许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信息（steeringinformation）使用，有些国家允许作为佐证使用。该书作者还就欧盟各国针对外国获取的非法证据的规则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还表明：7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某些非法证据绝对无效；8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非法证据会贬损证据的可靠性。[9]

　　美国还通过判例法确认了另外一种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即“有限采用”。哈里斯诉纽约州案（Harris v. New Yor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66年1月4日和6日，纽约市一名便衣警察连续两次从一个名叫哈里斯的人手中购买了毒品。1月7日，警察逮捕了哈里斯。当时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米兰达规则”，所以警察在讯问中没有告知哈里斯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警察向哈里斯出示了颇有份量的证据并为其分析了认罪与否的利弊，哈里斯便承认了自己的贩毒行为，并且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而，当该案提交法庭审判的时候，米兰达规则已经问世。于是，哈里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便要求法庭排除该讯问笔录，不过，公诉方很爽快地同意不在审判中使用该证据。

　　在法庭上，公诉方传唤的证人主要是三名警察。第一名是向哈里斯购买毒品的侦探，其证言证明他从被告人处购买毒品的事实经过；第二名是在该次秘密侦查行动中负责联络的警察，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确实从哈里斯处购买了毒品；第三名是负责化验的警方技术员，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从哈里斯处购买的物品是海洛因。随后，辩护方决定让哈里斯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哈里斯承认自己认识那名便衣侦探，但是否认曾经向其出售毒品。接下来，当检察官对哈里斯进行交叉询问时，那个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讯问笔录问题又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为了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靠，检察官要求法庭允许他使用那份讯问笔录对被告人进行盘诘，但辩护律师坚决反对，声称那是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在诉讼大门之外。法官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裁定，公诉方可以在交叉询问中使用那份笔录，但不得将其交给陪审员传阅。于是，检察官援引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的供述来质疑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哈里斯承认他曾经接受警察的讯问，但是声称他不记得曾对警察说过那些话。不过，他也没有提出警察在讯问时使用过逼供的行为。在法庭调查的最后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向陪审团强调了那份讯问笔录的问题。当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检察官强调那份讯问笔录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信；辩护律师则声称那份笔录本身存在违法性，不足为凭。最后，法官指示陪审团在评议过程中只能在被告人的可信度问题上考虑该讯问笔录，绝不能把该笔录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无贩毒行为的根据。经过评议，陪审团判定哈里斯有罪。

　　哈里斯不服，提出上诉。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69年进行审理并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哈里斯认为纽约州法院的裁定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请求最高法院调审。1970年12月17日，最高法院就哈里斯一案举行听证。1971年2月24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法庭起草裁定意见。他指出：“每个刑事被告人都有权作证为自己辩护，或者拒绝作证。但是这种特权不能被解释为包括作伪证的权利。既然自愿出庭作证，上诉人就有义务真实并准确地进行陈述，而公诉方在本案中所做的无非就是使用了对抗式程序中传统的证言核实手段。既然被指控者曾经向某个第三人做出过内容不一致的陈述，那他就很难争辩说对方不能以交叉询问和质证的方式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提交陪审团。米兰达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被滥用成在辩护中提供伪证而且不会面临与先前不一致话语对证之风险的许可证。因此我们裁定，使用上诉人早先作出的不一致陈述对其可信度进行的质疑是恰当的。”[1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执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实际上该规则还具有口供采纳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凡是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后获得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得的口供就必须排除。最高法院在哈里斯一案中所做的裁定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正，使原本完全不具有可采性的非法证据具有了“有限的可采性”—执法人员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但是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当庭陈述进行质疑的依据。

　　中国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思路也是区别对待，这在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如前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了界定。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据此，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采取了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相当于法定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采用刑讯方法获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讯或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第二类是可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类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规则的灵活性，但是也给该规则的适用带来了难题。

　　首先，上述规定中的一些语言具有模糊性。例如，什么是“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或“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什么是“补正”及如何“补正”？什么是“合理解释”？其次，上述规定“遗漏”了一些非法证据，例如，收集证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笔录等。再次，上述规定中关于某些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不够明确。例如，“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含义究竟是不能采纳还是不能采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其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2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2）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排除的含义是不可采纳，即不能进人诉讼程序。“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却具有不能采信的含义，容易让人理解为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其证明力应该贬损。

　　作为规范司法活动的法律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明确性是核心，因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明确性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高；明确性弱，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低。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标志着立法技术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尽可能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述。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语词的多义性以及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则往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开放性，即主要含义的相对明晰伴随着边缘含义的相对模糊，或者说，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另外，为了满足普遍适用和长期适用的要求，法律规则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使用“等”之类模糊化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立法机关的有关领导曾解释说：“对于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议对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明确予以排除。经研究考虑：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证言也是非法的，也应当禁止，但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影响较大，重点应当排除的主要是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确列举，体现了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1]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会使规则的适用陷入难以统一的境地。下面，笔者仍以欺骗取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