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驾驶造成人身伤害保险公司免赔无依据/刘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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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长春市关于工人调配若干问题的规定
长春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和省劳动部门对工人调配的有关规定精神，为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劳动调配工作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促进调配工作法制化、制度化，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市国营、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工人的调配工作。

第二章 调配工作原则
第三条 劳动调配工作必须坚持为生产和工作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为职工群众服务，促进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工人调动要坚持合理流向，从劳动力富余地方向缺少劳动力的地方流向；从经济发达地区向开发边远地区流动；从大中城市向小城镇流动。
第五条 工人调动工作，要严格按照编制定员，有计划地进行调配。
第六条 工人调动工作，要按照国务院批准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总人口的要求，有计划地控制市区人口的机械增长。
第七条 工人调动工作，要注意发挥工人的技术专长，并要适当照顾工人的家庭生活和本人的实际困难。

第三章 调动条件和范围
第八条 凡从外地调入我市工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夫妻一方在本市、两地分居时间达三年以上的；
（二）经军队师以上政治机关批准随军家属（工人）或转业干部家属（工人）；
（三）父母年老体弱（50岁以上），本市身边无子女照顾的；
（四）经组织部门等有关批准机关按规定批准调入的干部随带的工人配偶；
（五）生产技术工作特殊需要的奇缺高级技工，在市内又难以调剂解决的。
第九条 同一城镇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原则上不得转移工作单位，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转移工作单位：
（一）在合同期内原单位被关、停、并、转和企业的富余人员；
（二）劳动行政部门和企业主管部门调剂支援新建、扩建企业的；
（三）被选为演员、运动员、播音员及生产技术特殊需要的。
第十条 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劳动合同制工人，不得向全民所有制单位转移。
第十一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调动：
（一）工人学徒期、试用期未满的；
（二）受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尚未到期的；
（三）正在被审查处理期间的；
（四）经过培训，在规定服务期内的。
第十二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工，因工作需要或本人自愿，可以调到集体所有制单位，保留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
第十三条 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人不得调入全民所有制单位。全民所有制农、林、牧、渔场工人，不得调到其他全民所有制单位，因特殊情况需要调入其他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必须报市劳动局批准。
第十四条 未有劳动行政部门办理正式集体所有制工人劳动调配手续的乡镇、街委办企业的工人，不得调入县、区以上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单位。
第十五条 单位直接投资培训的技术工人，可按企业与本人签订的契约收取一定数额的培训费，由调入单位缴纳，不得向工人收取，除此之外不得收取费用。

第四章 调配工作程序
第十六条 工人调动工作，调出单位应向调入单位如实介绍被调工人的思想、工作、身体情况，并提供档案等与调动有关的材料，调入单位要认真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办理。
第十七条 工人跨地区调动工作，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从外地调入长春市的工人，符合本规定第八条（一）、（三）、（四）、（五）项条件的，由接收单位填写《从外地调入长春市工人审批表》一式两份，经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或区劳动部门审查，并持调出单位所在地劳劳部门的商调函件、工人档案和有关材料一并报市劳动局。符
合第八条（二）项条件的由部队填写《随队家属（工人）调动工作审批表》一式两份，《军队转业干部家属（工人）调动工作审批表》工一式两份，由军队师以上政治机关报市劳动局。
（二）被调动工人经市劳动局审查批准后，向调出单位所在地劳动部门发出调令，调动工人接到调令后，必须按规定时间办理有关调动工作手续到调入单位报到。
（三）被调工人逾期不报到的，调入单位有权拒绝接收，由调出单位负责收回。对于无正当理由又不按时报到的，可以按照劳动纪律管理规定处理。
（四）调入工人持市劳动局签发的落户介绍信到公安部门和粮食管理部门办理落户、粮食关系手续。
（五）长春市工人调往外地的，持调入单位所在地劳动部门签发的调令，到市劳动局办理有关调出手续。
第十八条 工人在市内单位之间调动工作，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全民或集体单位的固定工人，在市内单位之间调动工作，由调入单位填写《市内技术工人商调表》一式两份，经调出调入单位同意，并按审批权限逐级办理手续。
（二）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劳动合同制工人，由接收单位填写《同一城镇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审批表》经主管部门审核，连同工人档案、劳动手册、保险手册一并报市劳动局。原工作单位凭劳动局签发的《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通知书》办理转移手续。
（三）地处长春市郊区的企事业单位工人调往市内单位，由调入单位填写《市内技术工人商调表》一式两份，经单位和主管部门、区劳动局审查后，报市劳动局审查办理。
第十九条 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固定工人，因工作需要调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由调入单位填写《保留全民职工身份审批表》一式两份，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报市、县（市）劳动部门办理。
第二十条 市辖各县（市）单位〔包括驻县（市）、市以上单位〕，从外地区调入或从本地区调出工人，由单位审查，报市县劳动部门办理有关调动手续。公安部门和粮食管理部门凭县（市）劳动部门签发的落户证件，办理落户，粮食关系手续。
第二十一条 在工人调配过程中发生争议时，有关当事人在十五日内向调出或调入地区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仲裁解决。

第五章 审批权限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政府劳动行政部门是工人调配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办理职责范围内的工人调配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劳动工资（人事）部门是本系统工人调配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办理本系统工人调配工作。
第二十四条 长春市（包括郊区）各单位从外地调入工人，均报市劳动局批准。
第二十五条 市内各单位从地处长春市郊区的企事业单位调入工人，市内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市直各机关、事业单位调入工人，保留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调往集体企业的，均报市劳动局审批。
第二十六条 市、区属企业与驻长中、省属企业之间调动工人，应控制调出调入人员平衡，调入中、省属企业由调入单位按规定自行审批，调入市、区属企业的分别报市属企业主管部门、区劳动局审批；市属以下企业之间工人调动的审批权限由市直各局和区自定；区直机关、事业单位
调出调入工人，由区劳动局审批。
第二十七条 县（市）属企业、驻县（市）的市以上企业工人调往外地区，从外地区调入工人，县（市）直机关、事业单位调入调出工人，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县内工人保留全民所有制身份调往集体企业均经单位和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县（市）劳动局批准。县内各企业
之间调动工人的审批权限，由县自定。

第六章 调配纪律
第二十八条 各级劳动部门应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规、规章和调配工作纪律，按时完成调配工作任务。
第二十九条 各企事业单位，各部门要认真执行劳动调配政策规定。对于政府下达的支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边远贫困地区和特殊工作部门需要的工人，必须按时完成。对于国家政策规定安置的人员，劳动行政部门根据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调整的需要，统一调剂安置的人员，必须按
要求及时接收安置。
第三十条 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服从组织调动的工人，可按照国家关于劳动纪律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一条 工人调配过程中发生争议，经劳动行政部门或劳动仲裁机构处理后，有关当事人应执行。如不同意劳动部门的仲裁意见，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二条 各级劳动部门从事劳动调配工作的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办事公道，不以权谋私。
第三十三条 劳动行政部门必须加强对劳动调配工作的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调配政策规定，采取弄虚作假，欺骗组织，以及擅自调动工人者，不得核增工资总额，不予调资晋级，并将其人员限期退回原单位。对责任人视其情节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和市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过去发布的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按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由市劳动局负责组织实施、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11月10日
浅谈宪法权利救济权

摘要：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权利救济权 自力救济 他力救济 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入工业。 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2]由此可以看到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救济权的规定无疑暴露出中国制宪的不成熟性。如果作为明示的规定来突出权利救济权的重要性，在宪法修改时可以概括列一条“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样既能体现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无处不在”性，又符合宪法作为法的逻辑性。
二、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立法现状及不足
权利救济权作为一种保障权利实现的请求权，其保障方式有“自力救济”和“他力救济”两种方式[3]。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诉讼等属于他力救济；正当防卫和自助行为等属于自力救济。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权、申诉权在行政法规和行政复议制度中都有规定。依照多数学者的理解，宪法第42条规定的“控告”权和“申诉”权被认为包含在诉讼权内，因而在此与权利救济权相对应的主要是“控告”权和“申诉”权以及取得国家赔偿权[4]；公民获得赔偿权有《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来调整；而公民权利被侵害后的他力救济大多靠诉讼来完成，诉讼成为救济中最有效、最终极的他力救济方式。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和民法上的自助行为即属于自力救济。
要保障权利救济的实现就必须完善权利救济方式。在他力救济中，国家赔偿在受案范围上有很多限制，且对公民造成的损害，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只赔偿财产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因此这种救济方式的规定与宪法权利的基本精神不相符，需要修改完善。
既然宪法的作用主要为了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并且其作为最高地位的法所规定的权利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时，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国家就有义务为此种情况提供救济，这就涉及到个案中宪法是否可以适用问题。“齐玉芩诉陈晓琪”案件中，创造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先例。这种救济虽属民事诉讼救济的方式，但由于其在个案中增加了使用宪法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因而使公民宪法权利救济范围更加扩大。
当宪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认为普通法律的规定侵害其宪法权利时，在个案中这种救济就涉及到宪法权利诉讼问题。它要求有关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先判定法律的规定是否违宪，从而认定普通法律是否有效。有人将这种宪法诉讼界定为：宪法诉讼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既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确定法律的违宪与否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5]。我国没有建立这种制度，从法理上看，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在他力救济特别是国家救济中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公正性、及时性。而在自力救济中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法律的授权性规定，比如正当防卫权。这就要求国家制定法律时，充分考虑到公民自力救济的重要性，权衡利弊，为公民自力救济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又能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免受不应有的损害。在权利救济体系中自力救济无疑是最及时和有效的，但自力救济的条件和方式等问题必须有法律明确予以规定，并使之周密、完善。
三、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权方面的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
由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多样性，这就要求宪法权利救济方式的多元化，即使公民同一种权利受到侵害，也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救济。例如，公民的人格受到侮辱时，受害人可以向公安行政机关控告要求追究加害人的行政责任，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国家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有义务制定并完善各种权利救济方式的法律，并使之成为一种严密的体系，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除规定了立法救济、行政救济等救济方式外，还规定了许多补救措施。例如，被判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大赦或减刑，要求人身保护及司法审查权等。这些都要求国家在创设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时尽更多的注意义务。
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救济是一种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从权利，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公民向国家要求保护的请求权，离开了具体的宪法权利没有谈及此权利的必要，但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往往依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权利救济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或者说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否选择到对自己有利的救济方式。为公民提供严密、完善并切实可行而且又不失公正价值的救济法律制度是国家的一种义务，对公民来说则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救济权。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法上是否规定了公民是否享有权利救济权，而应当关注普通法律是否为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了救济，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宪法具体规定公民的权利救济权不是必须的，而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保护公民具体宪法权利时，该相关法律就必须提供公民的宪法权利救济方式或者权利救济制度，并使这种救济多样化、系统化，并能够贯彻实施，否则这些有关规定公民权利救济的法律是有瑕疵的。

参考文献：
[1][4]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8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案例的法理分析》第329页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
[3]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0页
[5]刘志刚 《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第4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