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故取消婚宴，损失应如何赔偿/杨东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5:32:42 浏览: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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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况】
2011年5月6日，原告王某与某五星级酒店签订《婚宴确认书》，约定2011年10月1日在该酒店举办婚礼，宴席为22桌，每桌5999元，王某当场交付了4万元定金和4万元预付款。酒店方特别约定，婚宴举办日之前两个月之内不得取消或改期，如取消或改期，定金和预付款概不返还，作为赔偿酒店损失的费用处理。但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等原因，王某与赵女在婚宴前一个月选择了离婚。无奈9月14日王某电话通知酒店取消婚宴。随后又持离婚证到酒店书面确认，并要求退款，但遭到拒绝。酒店方称不能退款。王某认为离婚是不可预估的意外，自己并非故意违约，而且也及时通知酒店取消婚宴了，酒店没有理由扣留定金和预付款。协商无果后，王某起诉到了法院。
【律师分析】
王某认为离婚属于不可预估的意外，非故意违约，自己无过错，应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对此，上海市欣隆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表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由此可见，不存在无过错无责任的说法，合同法是适用无过错责任，王某的观点不能成立。
既然王某的观点不能成立，那么就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何减少赔偿责任才是关键。杨东律师表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基于已经提前通知，且酒店实际损失有限，因此王某可以主张对损失适当减少。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会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而实际损失明显小于违约责任的话，裁决自然对王某就更有利。
【法院判决】
最后法官综合案件情况酌定将赔偿数额调整为2.8万元。据此判决酒店退还1.2万元。
（作者系上海资深婚姻房产律师杨东13482524414）
2011年5月6日，原告王某与某五星级酒店签订《婚宴确认书》，约定2011年10月1日在该酒店举办婚礼，宴席为22桌，每桌5999元，王某当场交付了4万元定金和4万元预付款。酒店方特别约定，婚宴举办日之前两个月之内不得取消或改期，如取消或改期，定金和预付款概不返还，作为赔偿酒店损失的费用处理。但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等原因，王某与赵女在婚宴前一个月选择了离婚。无奈9月14日王某电话通知酒店取消婚宴。随后又持离婚证到酒店书面确认，并要求退款，但遭到拒绝。酒店方称不能退款。王某认为离婚是不可预估的意外，自己并非故意违约，而且也及时通知酒店取消婚宴了，酒店没有理由扣留定金和预付款。协商无果后，王某起诉到了法院。
【律师分析】
王某认为离婚属于不可预估的意外，非故意违约，自己无过错，应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个观点是否成立？对此，上海市欣隆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表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由此可见，不存在无过错无责任的说法，合同法是适用无过错责任，王某的观点不能成立。
既然王某的观点不能成立，那么就要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何减少赔偿责任才是关键。杨东律师表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基于已经提前通知，且酒店实际损失有限，因此王某可以主张对损失适当减少。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会以实际损失为基础，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而实际损失明显小于违约责任的话，裁决自然对王某就更有利。
【法院判决】
最后法官综合案件情况酌定将赔偿数额调整为2.8万元。据此判决酒店退还1.2万元。
（作者系上海资深婚姻房产律师杨东1348252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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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观念与中华法制
马聪
摘要：侠观念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的一种现象，它的存在与法制有一种悖论，侠的出现与存在，是符合法制的内在要求的，并且侠的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的衰落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对法秩序的呼唤，法制与侠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侠的本质是信用和正义，法制的本质也是这种要求。同时侠和法制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制的公平正义，与侠的情感因素产生了摩擦和碰撞，本文就这些内容展开讨论。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战争纷纷的春秋战国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晚清，中华大地上都存在着一批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有绝伦的武艺，他们有信用和义气，他们舍己为人，他们救人于危难，这些人，就是侠。
侠，在中国每个朝代都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更明显。春秋战国的二百四五十年中，是天翻地覆的动乱年代，旧的社会制度在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在萌生，王室隆替，大国争霸，世族盛衰，战争频繁激烈，政局变化多端，民无依托。在这种动荡的大环境中，侠是大量涌现，其中有布衣之侠，有乡曲之侠，有闾巷之侠。在中国历史上至今流传的荆轲等四大刺客，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经过秦的大一统和二世而亡，中国从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此刻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揭竿而起，斩木为旗，在这样的动乱的年代，侠又大量的涌现，这种侠风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在史书中记载张良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等一些事迹，还有如汉初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等人。汉武帝之前，游侠事迹见于史书，在《史记》中就有《游侠列传》。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封建正统思想的逐渐形成，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在政治上的推恩令的颁布，在逐渐缩小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采取了重视农业，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对外上北击匈奴，大一统的格局逐渐形成了，在这种环境下，侠被逐渐镇压，禁止，很明显的是汉武帝诛杀了当时的大侠郭解。东汉以后，科举的实行，人们只知道功名，更耻于与侠为伍。在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思想上兼收并蓄，人们的思想开放，侠在这个朝代是多少有立足的，也是被李白等诗人在赞颂的。但是，无论如何，侠的行为有碍于统治，侠的事迹少见于官方史籍，很明显的在《汉书》中，班固就没有向司马迁那样提及侠的事迹。其实，在民间，侠是时候存在的，在汉代以后的朝代中，甚至在晚清，这种劫富济贫，救人危难的侠始终没有消灭，如清末的大刀王五，杜心武等。正是由于侠的长期存在，使侠义观念在中国产生并发展流传，影响着世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复仇的人，许多是侠所为。在近代，港台的武侠小说，也是这种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反映，在著名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很形象的写出了中国古代侠的风格和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和信用。当然这种正义是基于社会和当时的历史的条件限制下的，是侠士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断定的结果和认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心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话都很客观的评价了侠的为人和行为。
侠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太平盛世，农民保持着再生产的能力，有着稳定的生产和居住地，统治者也对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有很强的控制力，游侠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少的，如贞观年间，康熙年间。即使在汉代的文景时期，侠虽然存在，但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并且有景帝诛侠的行为。而在朝纲紊乱，政治腐败，秩序无法控制的时候，侠便大量出现。因此，在以人治为传统的封建中国，社会法制状况与侠的状况密切相关。社会越黑暗，法制越不完善，有令不行，游侠就越多。归根到底，游侠的出现与发展，是与中国历代人治的消极作用的影响下，不重视发挥法制作用的结果。在一元集权的权力结构下，权力高于法律的统治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权术，权与法的这一矛盾很明显。权力的变数和超常增大，形成了权大于法的政治状态，权治而非法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别的产物，权治而非法治，必然造成重权轻法，轻法必然越轨。在统治者的越轨过程中，侵犯了人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必然遭到民间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的反对，侠就是这种人的代言人和代表。
更深一步讲，侠"之出现，是作为对于社会中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每当社会在财产上、政治上、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或其他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调整和纠正时，人民就梦想于"侠"并且呼唤"侠"。的确，侠在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方面，影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正义的化身。在春秋战国时期，荆轲因为受到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答应为了太子而刺杀秦王，即使是在知道明知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壮士一去不复返！同样的战国时期的侯赢，是为了报答魏国公子的恩义，在帮助其完成出谋划策的任务后，自刎身亡，这正是后来魏征在诗中所说的“侯赢重一言”。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视义气的，言出必行，并且，这些所谓的草寇，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正义，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的。
侠被允许以触犯和蔑视时代法律政治的形式--实际往往是以私相报复、自了恩怨的方式，去平衡或重建建立在人类良知之上的社会公正。此即所谓"替天行道"。就这一意义上观之，一方面，固然"侠"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痼疾，因为他们是无视法律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否定之否定，是以毒攻毒者。在一个法制已紊乱，特别是当人民对贪赃枉法的整个官僚体系缺乏信任，同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抗争手段时，侠，就成为他们所寄予希望的一种正义力量。所以侠的出现和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大规模人民反抗和起义的前声和预警信号。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一个三部曲，起初出现个别的反社会分子--侠，继之组成一个以侠为核心的秘密社会--会党，最终组织和发展为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直到推翻一个皇朝。这是二个三段式：侠（个别）--会党（特殊）--起义（普遍）。因此，侠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进步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
人们呼唤信用，呼唤正义，侠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正义，代表了信用。而这些，是否与法制，甚至与法有必然的关系呢？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和法律的思维模式，甚至是影响民众的法的理念。所说的法制，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它包括法的制定，执行，遵守。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讲，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社会的角度讲，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调节器。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法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分配和维护社会认为是正确的价值的分派，并且提供解决争端的机制和场所，消除或者化解矛盾，而且还有社会控制的作用，实施正确的行为规则。正义，是法历来追求的最高目标，正义是法的必然原则，正义对于法的进化，法律地位的提高，内部结构的完善提高法的实效有重大的作用。因此，既然侠观念和正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侠观念和法在目的价值上应该存在一致性。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是礼法结合的，道德和法律是不分的。这种法的特殊性，使在西方的民事法律中的信用，在中国的儒家法律中渗透很深。在西方，普遍认为契约自由，信用是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原则，在中国，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体现信用。信虽然是文化道德范畴，但是信却和法律不仅不排斥，而且是良法必须具备的要素。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开始出现正统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据和内容的，而儒家的学说，无论是孔子时代的儒家，还是董仲舒时代的儒家，都是重视道德作用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法制的核心和理论基础，而信是五常之一，信者，诚也，专不一移也。《荀子》中说：庆赏罚必以信，而商鞅将信列为与法和权并列的治国的三大法宝：“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所以，从应然的角度讲，法与侠义观念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正是法的信用和正义与侠的正义和信用相暗合。从实然的角度讲，侠的正义和信用是在法的作用没有实施或者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而起作用。
然而，正是因为事物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侠与法的关系也不例外。侠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的人治，一种人大于法的思想观念。所以，无论怎么样，侠在一定程度上是蔑视法，忽略法，破坏法。在法制比较清明时期，侠义的行为，可以说是没有合法性和程序性的。个人不通过法和一定的程序而代表社会行使对他人的生杀大权，这种思想是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的体现和翻版，这不是应该提倡的。侠作为人，是有感情因素的，所以就单个的侠来说，侠很容易作出义愤的举动，这种基于义愤，很容易破坏法，也就是很容易在为被害人复仇的同时，也会滥杀无辜，甚至是错杀。有古诗形容侠风是“杀人如麻”，也是有根据的。从侠的团体讲，侠的结合，很容易就形成了团体，绿林群莽。侠形成了反对社会的势力和团体力量，当其不恪守替天行道、济困扶危、行仁仗义的侠义价值原则一价值观时，他的成员实际就是武装的流氓甚至盗匪。侠与流氓、盗匪的相互转化，是汉以后中国历史中一个极为寻常而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近世江南"青红帮"的著名"闻人"，"掌门人"黄金荣、杜月笙都曾经以"侠"自居和自命。）另一方面，一旦这个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政治纲领的时候，它就可以转而成为一种有武装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此即历史上的"会党"。而当这个以"侠"为成员的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宗教教派的时候，它又可以演变成从"黄巾"、"五斗米道"到近世“天理教”、"太平天国"、"天地会"、"一贯道"的各种教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宗教政治力量。总之，侠的社会，乃是自秦汉以后一直隐藏在公开社会之下的一个有自己的语言、信仰、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的秘密社会；并且因此，而对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对社会的反作用，不可低估。这种超越社会评价标准的侠的行为，是对法甚至是对社会的蔑视和破坏。
总而言之，侠与法的关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就是：侠为了维护正义和信用，实际在破坏着信用和正义。这中悖论形成，有它自己深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
中国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逐步过度到封建社会，这种自己自足的社会，农民要求有自己的土地，并且要求有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出现，以维护这种安宁的生活，保持这种有再生产能力的生活。下层的地主也是如此，而上层的大地主官僚也热衷于大一统，这是和中国儒家思想有关。而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其存在初期和末期都能保证农民的自己自足和这种安定的生活。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都是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大增。侠，正是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产物，正是流民阶级的英雄。其基础是流民。流民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困扰了历代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周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的衰落、灭亡，都与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有关。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及市场，这个流民阶层不能转入产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在不断治乱循环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因此这种流民的存在，就是使侠始终在中国大地存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一和安定，所以，流民的这种心理——不甘于没落和没有天理的生活，又安心于这种统一的安定的生活，就造成了自己反抗和招安的全行为过程。
从文化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侠与法的悖论，映现了中国皇权专制政治下作为被奴役子民的双重心理：
[1] 寻找反抗 [2] 充满恐惧。这种双重心理，又表现为希求好父亲--圣君，清官，和崇拜强有力的丈夫（即保护者）--侠的弱者文化心理。寻求反抗，要求侠的存在和发展，并且是对当时的失去秩序的法制的控诉和破坏，正是对弱者的正义和信用的基础；也是对正义的这种恐惧，又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历史的宿命——招安或者改朝换代。这种恐惧，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服从的心理。这种服从，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法制的不信任，在反抗的时候就几乎是全盘打倒，滥杀无辜。这也是中国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格的扭曲和不健全，也是这个原因，是中国情法冲突的原因。
侠观念和法制的关系，就很好说明了人与法的冲突和一致。对侠的信用和正义，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在市场经济下，信用和正义是必须的。侠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其他的积极因素如保护弱小者等，都是应该提倡的。在现代化的今天，侠文化经过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那就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现实和生活，自觉自愿地维护正义，敢于跟邪恶、不公平甚至犯罪作斗争。研究侠的存在和历史，对于研究我国的失业和下岗问题，对于犯罪问题中的有组织犯罪，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吸收意义。因为在古代的侠，就是一种独立与社会之外的第二社会，这种社会，就是有着现代意义的黑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也有质的区别。但是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是不可否认的。研究这种历史，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借鉴意义，对于如何处理人和法的关系，也有很大意义。当然，对于侠对法制的破坏，应该剔除，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29日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7年9月15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拆迁重点应当是危险房、棚户区和环境污染严重地区。
第四条 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实施统一管理。
城市中心市区房屋拆迁实行市一级管理，城市中心市区以外地区房屋拆迁，按照职权分工，实行市和区、县（市）两级管理。
规划、土地、城建、工商、公安、电业、邮政、电信等有关部门应按职责分工，配合做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
第五条 拆迁人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限期内完成搬迁。
第二章 拆迁管理一般规定
第六条 城市房屋拆迁实行许可证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拆迁房屋，必须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房屋拆迁申请书和拆迁方案；
（二）建设项目计划批准文件；
（三）建设用地规划批准文件和规划建设平面图；
（四）房屋产权产籍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书；
（五）用于房屋拆迁费用的资信证明。
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查，符合拆迁条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七条 拆迁人用于被拆迁住户的建房费、安置费、补偿费必须有足够资金保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方可批准拆迁。
保障资金的最低标准由市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保障资金必须用于房屋拆迁，不得挪用或抽逃。
第八条 城市重点工程建设、综合开发或旧城区改造，由政府组织统一拆迁。
一般建设项目可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拆迁。有拆迁能力的单位自管房屋的拆迁，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自行拆迁；委托拆迁的，被委托拆迁企业必须持有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九条 《房屋拆迁许可证》一经核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将拆迁人、被委托拆迁企业、被拆迁人、拆迁范围、搬迁和拆迁期限等以公告或者其他形式予以公布。并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户口迁入或者分户，暂停办理房屋交易，暂停核发营业执照。
暂停办理期间，因出生、结（离）婚、军人复员转业退伍等原因确需入户或者分户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
暂停办理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第十条 房屋搬迁期限内，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其内容包括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地点和面积、拆迁期限、过渡方式和期限、违约责任及当事人认为需要订立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拆迁当事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有争议达不成协议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决定，被拆迁人是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拆迁人必须按批准的范围和期限实施房屋拆迁。
被拆迁人必须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搬迁期限为公告公布之日起四十五日止。特殊情况在搬迁期限内不能搬迁的，由具有搬迁管理权的同级人民政府作出限期搬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政府可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搬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
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拆迁人不得对被拆迁人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
第十三条 在搬迁期限内。被拆迁人的过渡用房，一般应自行解决。特困户、社会救济户和残疾人的过渡用房或一次性安置用房由拆迁人解决。
第十四条 被拆迁人搬迁时，须保持原房屋的完整，不得损坏房屋设施，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领事馆房屋、军事设施、人防工程、宗教房产、文物古迹以及代管房产，需要拆迁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房屋拆迁档案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拆迁人及被委托拆迁企业应按规定移送拆迁档案资料。
第三章 拆 迁 补 偿
第十七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给予补偿。
拆除无房产产籍房屋和超过规划部门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第十八条 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
产权调换的面积按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作价补偿的金额按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
第十九条 拆除公有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不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结算；偿还建筑面积不足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
拆除私有住宅实行产权调换的，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结算；偿还建筑面积不足原建筑面积部分，按照评估的市场价格结算。
第二十条 拆除公益事业房屋及其附属物，应按照原性质、结构、规模予以重建，重建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不能重建的按重置价格给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 拆除有产权纠纷的房屋，在房屋搬迁期限内纠纷未解决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拆迁。在拆迁前拆迁人应对拆除房屋作勘察记录，并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二条 拆除没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重新签订抵押协议，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搬迁期限内达不成抵押协议的，可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实施拆迁。
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作价补偿的，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重新设立抵押权或者由抵押人清偿债务后，由拆迁人予以补偿。
第二十三条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因拆迁而迁出的，由拆迁人一次性付给搬家补助费。对自行安排过渡用房的，拆迁人发给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由拆迁人提供过渡用房的，不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二十四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按下列规定计算补偿费：
（一）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的费用；
（二）因易地迁建而发生的征地或调换原面积土地所发生的费用；
（三）按本市规定的货物运输价格和设备安装价格计算的设备搬迁费用；
（四）在拆迁期限内，企业因拆迁而停产待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按企业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含国家和地方补贴）发给生活补助费；
（五）按所得税核定的被拆迁单位前两年利润总额的10％－20％。
第四章 拆 迁 安 置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给予安置。安置用房不能一次解决的，应当在协议中明确过渡期限。
被拆除房屋使用人是指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正式户口和合法的房屋使用证照的公民，或者是具有营业执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作为正式办公地的机关、团体等单位。
私有房屋出租，作为住宅的，承租人为被安置人；作为非住宅房屋的，产权人为被安置人。
第二十六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新房的安置地点，应当依据城市规划和新建工程性质确定。对无房产产籍的被拆迁人可以实行易地安置。
对从区位好的地段迁入区位差的地段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由拆迁人给予补偿。补偿的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七条 被拆迁人的住宅房屋，应当按原居住面积就近上靠标准房屋套型安置。在标准套型内超过原建筑面积的增加面积款，按照新建房屋的建筑造价收取，由被拆迁人和所在单位各承担50％，产权归属应与房改政策相衔接。标准套型外要求增加面积的，增如面积款由被拆迁人
按安置所在地商品房价格支付。
经被安置人同意，拆迁人可按前款规定，以货币形式安置。
居住无房产产籍房屋的被拆迁人的安置住房，按最小标准房屋套型安置，安置面积即为收费面积，按前款规定收费。
第二十八条 安置住宅用房必须接《沈阳市城市住宅建设标准规定》进行设计。设计图纸必须经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查。
未按规定标准设计建造的安置住房，不得安置被拆迁入。
第二十九条 回迁安置期限从公布拆迁之日起计算。规划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以下的，为一年零六个月；五万平方米以上，十万平方米以下，为二年；高层建筑、十万平方米以上的，为二年零六个月。
第三十条 拆迁人必须先建安置用房，后建其他房屋，保证被拆迁入按期回迁。因拆迁人的责任使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回迁超过过渡期限的，应当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超期在一年以内的，每月附加100％；一年以上的每月附加300％。
第三十一条 回迁安置前，拆迁人必须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报安置方案，经批准，方可回迁安置。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拆迁人挪用、抽逃保障资金的，两年内申请房屋拆迁不予批准。并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二）拆迁人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及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补办拆迁手续并对拆迁人按照拆除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三十元至四十元处以罚款。罚款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三）被委托拆迁企业未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进行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并对被委托拆迁企业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拆迁人擅自降低补偿、安置标准，扩大或者缩小补偿安置范围，责令按规定补偿、安置，并对拆迁人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五）拆迁人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拆迁期限或者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拆迁人予以警告，限期改正，并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六）被拆迁人回迁安置后拒绝腾退过渡用房的，责令限期腾退过渡用房，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拆迁人向被拆迁人乱收费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物价管理部门予以警告、限期退还，并处以违法收费总额一倍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拆迁人不按规定拆迁给被拆迁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妨碍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批准拆迁的，对责任人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被拆迁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7年9月15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5日发布的《沈阳市建设动迁安置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7月26日
马聪
摘要：侠观念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的一种现象，它的存在与法制有一种悖论，侠的出现与存在，是符合法制的内在要求的，并且侠的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的衰落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对法秩序的呼唤，法制与侠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侠的本质是信用和正义，法制的本质也是这种要求。同时侠和法制存在一定的冲突，法制的公平正义，与侠的情感因素产生了摩擦和碰撞，本文就这些内容展开讨论。
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战争纷纷的春秋战国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的晚清，中华大地上都存在着一批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有绝伦的武艺，他们有信用和义气，他们舍己为人，他们救人于危难，这些人，就是侠。
侠，在中国每个朝代都存在，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表现的更明显。春秋战国的二百四五十年中，是天翻地覆的动乱年代，旧的社会制度在瓦解，新的社会制度在萌生，王室隆替，大国争霸，世族盛衰，战争频繁激烈，政局变化多端，民无依托。在这种动荡的大环境中，侠是大量涌现，其中有布衣之侠，有乡曲之侠，有闾巷之侠。在中国历史上至今流传的荆轲等四大刺客，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经过秦的大一统和二世而亡，中国从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进入了大动荡的时期，此刻农民战争风起云涌，揭竿而起，斩木为旗，在这样的动乱的年代，侠又大量的涌现，这种侠风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在史书中记载张良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等一些事迹，还有如汉初的朱家，田仲，王公剧孟等人。汉武帝之前，游侠事迹见于史书，在《史记》中就有《游侠列传》。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封建正统思想的逐渐形成，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在政治上的推恩令的颁布，在逐渐缩小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采取了重视农业，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在对外上北击匈奴，大一统的格局逐渐形成了，在这种环境下，侠被逐渐镇压，禁止，很明显的是汉武帝诛杀了当时的大侠郭解。东汉以后，科举的实行，人们只知道功名，更耻于与侠为伍。在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思想上兼收并蓄，人们的思想开放，侠在这个朝代是多少有立足的，也是被李白等诗人在赞颂的。但是，无论如何，侠的行为有碍于统治，侠的事迹少见于官方史籍，很明显的在《汉书》中，班固就没有向司马迁那样提及侠的事迹。其实，在民间，侠是时候存在的，在汉代以后的朝代中，甚至在晚清，这种劫富济贫，救人危难的侠始终没有消灭，如清末的大刀王五，杜心武等。正是由于侠的长期存在，使侠义观念在中国产生并发展流传，影响着世人，在封建社会中的复仇的人，许多是侠所为。在近代，港台的武侠小说，也是这种传统思想在现代的反映，在著名的武侠小说的作者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很形象的写出了中国古代侠的风格和形象，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观念的核心，是正义和信用。当然这种正义是基于社会和当时的历史的条件限制下的，是侠士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断定的结果和认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心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话都很客观的评价了侠的为人和行为。
侠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太平盛世，农民保持着再生产的能力，有着稳定的生产和居住地，统治者也对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有很强的控制力，游侠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少的，如贞观年间，康熙年间。即使在汉代的文景时期，侠虽然存在，但是受到很大的制约，并且有景帝诛侠的行为。而在朝纲紊乱，政治腐败，秩序无法控制的时候，侠便大量出现。因此，在以人治为传统的封建中国，社会法制状况与侠的状况密切相关。社会越黑暗，法制越不完善，有令不行，游侠就越多。归根到底，游侠的出现与发展，是与中国历代人治的消极作用的影响下，不重视发挥法制作用的结果。在一元集权的权力结构下，权力高于法律的统治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权术，权与法的这一矛盾很明显。权力的变数和超常增大，形成了权大于法的政治状态，权治而非法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别的产物，权治而非法治，必然造成重权轻法，轻法必然越轨。在统治者的越轨过程中，侵犯了人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必然遭到民间或者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的反对，侠就是这种人的代言人和代表。
更深一步讲，侠"之出现，是作为对于社会中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每当社会在财产上、政治上、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或其他制度化的方式得到调整和纠正时，人民就梦想于"侠"并且呼唤"侠"。的确，侠在维护社会公正的作用方面，影响是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正义的化身。在春秋战国时期，荆轲因为受到太子丹的知遇之恩，答应为了太子而刺杀秦王，即使是在知道明知把握不大的情况下，依然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壮士一去不复返！同样的战国时期的侯赢，是为了报答魏国公子的恩义，在帮助其完成出谋划策的任务后，自刎身亡，这正是后来魏征在诗中所说的“侯赢重一言”。在《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重视义气的，言出必行，并且，这些所谓的草寇，是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正义，是为了救民于水火的。
侠被允许以触犯和蔑视时代法律政治的形式--实际往往是以私相报复、自了恩怨的方式，去平衡或重建建立在人类良知之上的社会公正。此即所谓"替天行道"。就这一意义上观之，一方面，固然"侠"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痼疾，因为他们是无视法律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否定之否定，是以毒攻毒者。在一个法制已紊乱，特别是当人民对贪赃枉法的整个官僚体系缺乏信任，同时又找不到更好的抗争手段时，侠，就成为他们所寄予希望的一种正义力量。所以侠的出现和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大规模人民反抗和起义的前声和预警信号。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一个三部曲，起初出现个别的反社会分子--侠，继之组成一个以侠为核心的秘密社会--会党，最终组织和发展为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直到推翻一个皇朝。这是二个三段式：侠（个别）--会党（特殊）--起义（普遍）。因此，侠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进步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因素。
人们呼唤信用，呼唤正义，侠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了正义，代表了信用。而这些，是否与法制，甚至与法有必然的关系呢？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任何社会形态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和法律的思维模式，甚至是影响民众的法的理念。所说的法制，一般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它包括法的制定，执行，遵守。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讲，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从社会的角度讲，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调节器。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法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分配和维护社会认为是正确的价值的分派，并且提供解决争端的机制和场所，消除或者化解矛盾，而且还有社会控制的作用，实施正确的行为规则。正义，是法历来追求的最高目标，正义是法的必然原则，正义对于法的进化，法律地位的提高，内部结构的完善提高法的实效有重大的作用。因此，既然侠观念和正义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侠观念和法在目的价值上应该存在一致性。中国古代的法律，很大程度上是礼法结合的，道德和法律是不分的。这种法的特殊性，使在西方的民事法律中的信用，在中国的儒家法律中渗透很深。在西方，普遍认为契约自由，信用是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原则，在中国，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体现信用。信虽然是文化道德范畴，但是信却和法律不仅不排斥，而且是良法必须具备的要素。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开始出现正统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据和内容的，而儒家的学说，无论是孔子时代的儒家，还是董仲舒时代的儒家，都是重视道德作用的，三纲五常是封建法制的核心和理论基础，而信是五常之一，信者，诚也，专不一移也。《荀子》中说：庆赏罚必以信，而商鞅将信列为与法和权并列的治国的三大法宝：“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所以，从应然的角度讲，法与侠义观念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正是法的信用和正义与侠的正义和信用相暗合。从实然的角度讲，侠的正义和信用是在法的作用没有实施或者无法实施的情况下而起作用。
然而，正是因为事物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侠与法的关系也不例外。侠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的人治，一种人大于法的思想观念。所以，无论怎么样，侠在一定程度上是蔑视法，忽略法，破坏法。在法制比较清明时期，侠义的行为，可以说是没有合法性和程序性的。个人不通过法和一定的程序而代表社会行使对他人的生杀大权，这种思想是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的体现和翻版，这不是应该提倡的。侠作为人，是有感情因素的，所以就单个的侠来说，侠很容易作出义愤的举动，这种基于义愤，很容易破坏法，也就是很容易在为被害人复仇的同时，也会滥杀无辜，甚至是错杀。有古诗形容侠风是“杀人如麻”，也是有根据的。从侠的团体讲，侠的结合，很容易就形成了团体，绿林群莽。侠形成了反对社会的势力和团体力量，当其不恪守替天行道、济困扶危、行仁仗义的侠义价值原则一价值观时，他的成员实际就是武装的流氓甚至盗匪。侠与流氓、盗匪的相互转化，是汉以后中国历史中一个极为寻常而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实际上，近世江南"青红帮"的著名"闻人"，"掌门人"黄金荣、杜月笙都曾经以"侠"自居和自命。）另一方面，一旦这个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政治纲领的时候，它就可以转而成为一种有武装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此即历史上的"会党"。而当这个以"侠"为成员的秘密社会归依于某种宗教教派的时候，它又可以演变成从"黄巾"、"五斗米道"到近世“天理教”、"太平天国"、"天地会"、"一贯道"的各种教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宗教政治力量。总之，侠的社会，乃是自秦汉以后一直隐藏在公开社会之下的一个有自己的语言、信仰、行为方式和价值准则的秘密社会；并且因此，而对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对社会的反作用，不可低估。这种超越社会评价标准的侠的行为，是对法甚至是对社会的蔑视和破坏。
总而言之，侠与法的关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就是：侠为了维护正义和信用，实际在破坏着信用和正义。这中悖论形成，有它自己深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根源。
中国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逐步过度到封建社会，这种自己自足的社会，农民要求有自己的土地，并且要求有强大的中央政权的出现，以维护这种安宁的生活，保持这种有再生产能力的生活。下层的地主也是如此，而上层的大地主官僚也热衷于大一统，这是和中国儒家思想有关。而在中国古代，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在其存在初期和末期都能保证农民的自己自足和这种安定的生活。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都是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大增。侠，正是是中国下层社会的产物，正是流民阶级的英雄。其基础是流民。流民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困扰了历代政府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周王朝、汉王朝、唐王朝、明王朝、清王朝的衰落、灭亡，都与这个问题的存在和发展有关。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缺乏资本及市场，这个流民阶层不能转入产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在不断治乱循环中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因此这种流民的存在，就是使侠始终在中国大地存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统一和安定，所以，流民的这种心理——不甘于没落和没有天理的生活，又安心于这种统一的安定的生活，就造成了自己反抗和招安的全行为过程。
从文化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侠与法的悖论，映现了中国皇权专制政治下作为被奴役子民的双重心理：
[1] 寻找反抗 [2] 充满恐惧。这种双重心理，又表现为希求好父亲--圣君，清官，和崇拜强有力的丈夫（即保护者）--侠的弱者文化心理。寻求反抗，要求侠的存在和发展，并且是对当时的失去秩序的法制的控诉和破坏，正是对弱者的正义和信用的基础；也是对正义的这种恐惧，又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历史的宿命——招安或者改朝换代。这种恐惧，使自己没有办法摆脱服从的心理。这种服从，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自己的法制的不信任，在反抗的时候就几乎是全盘打倒，滥杀无辜。这也是中国千年来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格的扭曲和不健全，也是这个原因，是中国情法冲突的原因。
侠观念和法制的关系，就很好说明了人与法的冲突和一致。对侠的信用和正义，我们应该很好的继承，在市场经济下，信用和正义是必须的。侠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其他的积极因素如保护弱小者等，都是应该提倡的。在现代化的今天，侠文化经过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那就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现实和生活，自觉自愿地维护正义，敢于跟邪恶、不公平甚至犯罪作斗争。研究侠的存在和历史，对于研究我国的失业和下岗问题，对于犯罪问题中的有组织犯罪，都有很大的借鉴和吸收意义。因为在古代的侠，就是一种独立与社会之外的第二社会，这种社会，就是有着现代意义的黑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也有质的区别。但是这种历史的继承性是不可否认的。研究这种历史，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借鉴意义，对于如何处理人和法的关系，也有很大意义。当然，对于侠对法制的破坏，应该剔除，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
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5月29日沈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6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1997年9月15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拆迁重点应当是危险房、棚户区和环境污染严重地区。
第四条 市房产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实施统一管理。
城市中心市区房屋拆迁实行市一级管理，城市中心市区以外地区房屋拆迁，按照职权分工，实行市和区、县（市）两级管理。
规划、土地、城建、工商、公安、电业、邮政、电信等有关部门应按职责分工，配合做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
第五条 拆迁人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规定的限期内完成搬迁。
第二章 拆迁管理一般规定
第六条 城市房屋拆迁实行许可证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拆迁房屋，必须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和资料：
（一）房屋拆迁申请书和拆迁方案；
（二）建设项目计划批准文件；
（三）建设用地规划批准文件和规划建设平面图；
（四）房屋产权产籍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书；
（五）用于房屋拆迁费用的资信证明。
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查，符合拆迁条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七条 拆迁人用于被拆迁住户的建房费、安置费、补偿费必须有足够资金保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方可批准拆迁。
保障资金的最低标准由市人民政府作出具体规定。保障资金必须用于房屋拆迁，不得挪用或抽逃。
第八条 城市重点工程建设、综合开发或旧城区改造，由政府组织统一拆迁。
一般建设项目可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拆迁。有拆迁能力的单位自管房屋的拆迁，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可以自行拆迁；委托拆迁的，被委托拆迁企业必须持有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九条 《房屋拆迁许可证》一经核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将拆迁人、被委托拆迁企业、被拆迁人、拆迁范围、搬迁和拆迁期限等以公告或者其他形式予以公布。并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户口迁入或者分户，暂停办理房屋交易，暂停核发营业执照。
暂停办理期间，因出生、结（离）婚、军人复员转业退伍等原因确需入户或者分户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
暂停办理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第十条 房屋搬迁期限内，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其内容包括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地点和面积、拆迁期限、过渡方式和期限、违约责任及当事人认为需要订立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拆迁当事人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有争议达不成协议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决定，被拆迁人是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决定。当事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拆迁人必须按批准的范围和期限实施房屋拆迁。
被拆迁人必须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搬迁期限为公告公布之日起四十五日止。特殊情况在搬迁期限内不能搬迁的，由具有搬迁管理权的同级人民政府作出限期搬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政府可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搬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
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拆迁人不得对被拆迁人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供热。
第十三条 在搬迁期限内。被拆迁人的过渡用房，一般应自行解决。特困户、社会救济户和残疾人的过渡用房或一次性安置用房由拆迁人解决。
第十四条 被拆迁人搬迁时，须保持原房屋的完整，不得损坏房屋设施，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领事馆房屋、军事设施、人防工程、宗教房产、文物古迹以及代管房产，需要拆迁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房屋拆迁档案制度，加强对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拆迁人及被委托拆迁企业应按规定移送拆迁档案资料。
第三章 拆 迁 补 偿
第十七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给予补偿。
拆除无房产产籍房屋和超过规划部门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第十八条 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作价补偿或产权调换和作价补偿相结合的形式。
产权调换的面积按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作价补偿的金额按拆除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
第十九条 拆除公有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不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结算；偿还建筑面积不足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
拆除私有住宅实行产权调换的，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结算；偿还建筑面积不足原建筑面积部分，按照评估的市场价格结算。
第二十条 拆除公益事业房屋及其附属物，应按照原性质、结构、规模予以重建，重建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不能重建的按重置价格给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 拆除有产权纠纷的房屋，在房屋搬迁期限内纠纷未解决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拆迁。在拆迁前拆迁人应对拆除房屋作勘察记录，并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二条 拆除没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重新签订抵押协议，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搬迁期限内达不成抵押协议的，可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实施拆迁。
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作价补偿的，由抵押权人与抵押人重新设立抵押权或者由抵押人清偿债务后，由拆迁人予以补偿。
第二十三条 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因拆迁而迁出的，由拆迁人一次性付给搬家补助费。对自行安排过渡用房的，拆迁人发给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规定。
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由拆迁人提供过渡用房的，不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第二十四条 拆迁非住宅房屋，按下列规定计算补偿费：
（一）无法恢复使用的设备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的费用；
（二）因易地迁建而发生的征地或调换原面积土地所发生的费用；
（三）按本市规定的货物运输价格和设备安装价格计算的设备搬迁费用；
（四）在拆迁期限内，企业因拆迁而停产待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每人每月按企业上年度月平均工资（含国家和地方补贴）发给生活补助费；
（五）按所得税核定的被拆迁单位前两年利润总额的10％－20％。
第四章 拆 迁 安 置
第二十五条 拆迁人对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给予安置。安置用房不能一次解决的，应当在协议中明确过渡期限。
被拆除房屋使用人是指在拆迁范围内具有正式户口和合法的房屋使用证照的公民，或者是具有营业执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作为正式办公地的机关、团体等单位。
私有房屋出租，作为住宅的，承租人为被安置人；作为非住宅房屋的，产权人为被安置人。
第二十六条 对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新房的安置地点，应当依据城市规划和新建工程性质确定。对无房产产籍的被拆迁人可以实行易地安置。
对从区位好的地段迁入区位差的地段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由拆迁人给予补偿。补偿的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七条 被拆迁人的住宅房屋，应当按原居住面积就近上靠标准房屋套型安置。在标准套型内超过原建筑面积的增加面积款，按照新建房屋的建筑造价收取，由被拆迁人和所在单位各承担50％，产权归属应与房改政策相衔接。标准套型外要求增加面积的，增如面积款由被拆迁人
按安置所在地商品房价格支付。
经被安置人同意，拆迁人可按前款规定，以货币形式安置。
居住无房产产籍房屋的被拆迁人的安置住房，按最小标准房屋套型安置，安置面积即为收费面积，按前款规定收费。
第二十八条 安置住宅用房必须接《沈阳市城市住宅建设标准规定》进行设计。设计图纸必须经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查。
未按规定标准设计建造的安置住房，不得安置被拆迁入。
第二十九条 回迁安置期限从公布拆迁之日起计算。规划建筑面积五万平方米以下的，为一年零六个月；五万平方米以上，十万平方米以下，为二年；高层建筑、十万平方米以上的，为二年零六个月。
第三十条 拆迁人必须先建安置用房，后建其他房屋，保证被拆迁入按期回迁。因拆迁人的责任使自行安排住处的被拆迁人回迁超过过渡期限的，应当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超期在一年以内的，每月附加100％；一年以上的每月附加300％。
第三十一条 回迁安置前，拆迁人必须向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报安置方案，经批准，方可回迁安置。
第五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予以处罚：
（一）拆迁人挪用、抽逃保障资金的，两年内申请房屋拆迁不予批准。并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二）拆迁人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及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规定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补办拆迁手续并对拆迁人按照拆除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三十元至四十元处以罚款。罚款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三）被委托拆迁企业未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进行拆迁的，责令停止拆迁，并对被委托拆迁企业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四）拆迁人擅自降低补偿、安置标准，扩大或者缩小补偿安置范围，责令按规定补偿、安置，并对拆迁人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罚款。
（五）拆迁人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拆迁期限或者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拆迁人予以警告，限期改正，并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六）被拆迁人回迁安置后拒绝腾退过渡用房的，责令限期腾退过渡用房，并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拆迁人向被拆迁人乱收费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物价管理部门予以警告、限期退还，并处以违法收费总额一倍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拆迁人不按规定拆迁给被拆迁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妨碍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批准拆迁的，对责任人由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被拆迁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的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1997年9月15日起施行。
1997年9月25日发布的《沈阳市建设动迁安置条例》同时废止。
1997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