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阐述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钱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12:23:15 浏览:8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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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阐述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
钱贵
少数民族犯罪司法控制是少数民族犯罪控制的重要环节。 “严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反思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特殊性，更多地受到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否更进一步地影响到严打的效果?如何在民族地区执行严打，如何在两少一宽与严打之间实现平衡，都需要进行探讨。
根据笔者对民族地区的严打斗争的观察，严打政策把握失当的问题，总结起来包括：其一，严打的对象的界定失当。中央提出的“严打”的对象都是非常明确和具有针对性的。但是，这种限定需要与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结合起来。部分地区在严打过程中，对因文化习俗不同引发的犯罪也进行严打，从而拓宽了严打的对象范围。其二，严打与“两少一宽”的协调问题。“两少一宽”作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经过数十年的检验，发挥了维护民族地区治安稳定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功效。应当说，它是一条成功的并且相对于适用于全国的其他刑事政策，是一条考虑到犯罪地理学和犯罪人类学的特殊的刑事政策。“两少一宽”与严打在民族地区应当同时适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两少一宽”作为特殊的刑事政策还应当优先使用。但严打期间不考虑两少一宽的做法，是置民族刑事政策于不顾，是极端错误的。
1．民族地区严打对象需要重新界定
从我们已经展开的三次严打整治斗争来看，都指向严重的刑事犯罪。从1983年和1990年的严打斗争来看，圈定的对象都是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下的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类型和方式，但当时为了稳定治安局势，没有照顾各地区的实际情况。2001年展开的严打斗争对象指向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作为重点。但这次中央的部署中要求各地区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瞄实际，明确打击重点。正如张穹同志指出：“严打”刑事政策在始终不渝地严厉打击重大自然犯的同时，针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有针对性地打击法定犯。①这种趋势需要注意。因为民族地区地域偏僻、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自然犯的范围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抢亲案件中的“强奸”行为，不能一律按照严打来加以处理;又如，对于因民族封建迷信而发生犯罪不能一律采取严打措施。如果对此类犯罪采取严打，会使法律与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进一步推行受到阻挠。此外，越来越多的法定犯进入“严打”的视野，更会导致严打的全国性刑事政策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比如，部分民族地区农牧并举，国家法律允许制售和持有猎枪。对于民族地区的涉枪犯罪不能一律采取严打措施，部分牧民以制售枪支并出售给邻舍为业，不能“从重从快”地给予处理。针对国家统一部署的严打整治斗争，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考虑适应本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在统一限定的严打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严打的对象，以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的治安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2．协调两少一宽与严打的关系
“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从政策精神和总体趋向上讲是一致的。民族自治地区，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政策的指导精神上都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治安稳定问题，总体趋向上是趋向于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因而，在适用两项政策处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犯罪时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犯罪中严重犯罪必须从重从快，不应当搞例外。但是，两少一宽作为一项特殊的刑事政策，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应当按照“一般之例外适用例外”的原则进行处理。
第二，根据犯罪类型加以判断，是否对严格地执行严打政策。严打的依据是犯罪的轻重，而犯罪的轻重是群体对犯罪的感受程度。民族地区因风俗习惯而产生的犯罪，一般能够得到本民族公民的谅解和宽容。考虑到这种因素：对于少数民族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一般不做从宽处理，如在严打范围内应当严厉打击，从重从快;对于实施故意杀人、抢劫、重大盗窃、强奸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这里不包括因风俗习惯而发生的案件)，如在严打范围内应当严厉打击，从重从快;对于因破坏婚姻自由或争山林坟地等发生集体械斗的类似的民族地区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即使在严打范围内，应当略作调整，按“两少一宽”政策处理。
第三，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的处理相比较，应当有所区别。前述按照犯罪类型鉴别是否严打可以说是一个原则，比如对涉及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要正确适用刑法及“两少一宽”政策慎重处理。但对于属于严打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犯罪，处理时也应当有所区别。比如，对于采取有组织方式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实施严打，也必须讲究政策，略为从宽。当前，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颠覆破坏活动加剧，达赖集团、民运分子、台独势力以及法轮功邪教组织活动猖獗。处理此类少数民族犯罪案件时，必须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出发，一方面给予严厉的惩治，另一方面体现政策对少数民族公民的从宽精神。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钱贵
少数民族犯罪司法控制是少数民族犯罪控制的重要环节。 “严打”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反思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犯罪具有特殊性，更多地受到地理因素、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否更进一步地影响到严打的效果?如何在民族地区执行严打，如何在两少一宽与严打之间实现平衡，都需要进行探讨。
根据笔者对民族地区的严打斗争的观察，严打政策把握失当的问题，总结起来包括：其一，严打的对象的界定失当。中央提出的“严打”的对象都是非常明确和具有针对性的。但是，这种限定需要与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结合起来。部分地区在严打过程中，对因文化习俗不同引发的犯罪也进行严打，从而拓宽了严打的对象范围。其二，严打与“两少一宽”的协调问题。“两少一宽”作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经过数十年的检验，发挥了维护民族地区治安稳定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功效。应当说，它是一条成功的并且相对于适用于全国的其他刑事政策，是一条考虑到犯罪地理学和犯罪人类学的特殊的刑事政策。“两少一宽”与严打在民族地区应当同时适用，在一定意义上说，“两少一宽”作为特殊的刑事政策还应当优先使用。但严打期间不考虑两少一宽的做法，是置民族刑事政策于不顾，是极端错误的。
1．民族地区严打对象需要重新界定
从我们已经展开的三次严打整治斗争来看，都指向严重的刑事犯罪。从1983年和1990年的严打斗争来看，圈定的对象都是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下的最为严重的刑事犯罪类型和方式，但当时为了稳定治安局势，没有照顾各地区的实际情况。2001年展开的严打斗争对象指向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和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作为重点。但这次中央的部署中要求各地区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地瞄实际，明确打击重点。正如张穹同志指出：“严打”刑事政策在始终不渝地严厉打击重大自然犯的同时，针对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有针对性地打击法定犯。①这种趋势需要注意。因为民族地区地域偏僻、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自然犯的范围与汉族地区有所不同。比如，对于抢亲案件中的“强奸”行为，不能一律按照严打来加以处理;又如，对于因民族封建迷信而发生犯罪不能一律采取严打措施。如果对此类犯罪采取严打，会使法律与政策在民族地区的进一步推行受到阻挠。此外，越来越多的法定犯进入“严打”的视野，更会导致严打的全国性刑事政策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比如，部分民族地区农牧并举，国家法律允许制售和持有猎枪。对于民族地区的涉枪犯罪不能一律采取严打措施，部分牧民以制售枪支并出售给邻舍为业，不能“从重从快”地给予处理。针对国家统一部署的严打整治斗争，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考虑适应本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在统一限定的严打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严打的对象，以更好地维护民族地区的治安稳定和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2．协调两少一宽与严打的关系
“两少一宽”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从政策精神和总体趋向上讲是一致的。民族自治地区，既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两少一宽”刑事政策。政策的指导精神上都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治安稳定问题，总体趋向上是趋向于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因而，在适用两项政策处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犯罪时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犯罪中严重犯罪必须从重从快，不应当搞例外。但是，两少一宽作为一项特殊的刑事政策，如果满足一定的条件，应当按照“一般之例外适用例外”的原则进行处理。
第二，根据犯罪类型加以判断，是否对严格地执行严打政策。严打的依据是犯罪的轻重，而犯罪的轻重是群体对犯罪的感受程度。民族地区因风俗习惯而产生的犯罪，一般能够得到本民族公民的谅解和宽容。考虑到这种因素：对于少数民族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一般不做从宽处理，如在严打范围内应当严厉打击，从重从快;对于实施故意杀人、抢劫、重大盗窃、强奸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犯罪(这里不包括因风俗习惯而发生的案件)，如在严打范围内应当严厉打击，从重从快;对于因破坏婚姻自由或争山林坟地等发生集体械斗的类似的民族地区的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即使在严打范围内，应当略作调整，按“两少一宽”政策处理。
第三，少数民族犯罪与汉族犯罪的处理相比较，应当有所区别。前述按照犯罪类型鉴别是否严打可以说是一个原则，比如对涉及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要正确适用刑法及“两少一宽”政策慎重处理。但对于属于严打范围内的少数民族犯罪，处理时也应当有所区别。比如，对于采取有组织方式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实施严打，也必须讲究政策，略为从宽。当前，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的颠覆破坏活动加剧，达赖集团、民运分子、台独势力以及法轮功邪教组织活动猖獗。处理此类少数民族犯罪案件时，必须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稳定出发，一方面给予严厉的惩治，另一方面体现政策对少数民族公民的从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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